齐伟的博客

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全系学生会议上的讲话*

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全系学生会议上的讲话*

杨振宁

 

各位同学，我是1929年七岁的时候搬到清华园来居住的。我父亲那时候在清华算学系当教授。清华和北大那时候都比现在小得多。我估计清华园的面积只有现在的十分之一。二校门南边那条河，是当时清华的界线。从西直门、动物园一直到北大和清华中间，基本上都是一些农田和农民的房子，还有一些小镇。那时候电影院都在城里，所以我还记得很清楚，每个星期清华都在这个大礼堂里演一次电影，所以对于这个大礼堂我当时是很熟悉的。我在清华从七岁到十五岁一共居住了八年。方才我走进这大礼堂，推开大门一进来，就闻到了大礼堂的味道，这个味道跟七十多年以前我所闻到的味道是一样的。所以你们可以想到，我对清华很多地方有非常亲切的感受。

不过，世界当然变化很大了。1938年到1942年我在西南联大念物理系本科生的时候，全系加起来，连研究生在内，不到50个人。我想今天的规模应该是当时的十倍甚至二十倍。当时正值抗战，我们居住的条件，教室的设备，图书馆的情形，都简陋得不得了。可是也许跟今天你们最大的分别，还不是这些，而是整个气氛不一样了。那时正在抗战，常常有日本飞机来轰炸，前途是很不乐观的，我们每个人都笼罩着忧患意识。相比而言，你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实在是一个大时代，我相信你们每一位对于这一点都有应该有的认识。

我后来去美国学物理，下面我给大家讲讲我去美国学的研究院的物理和你们今天所面临的物理之间的重大分别。我是1945年去的美国，从理论物理学发展的观点来看，20世纪头三四十年，是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因为当时大家知道，19世纪Maxwell、Boltzmann和Gibbs创建了电磁学和统计力学以后，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很多的不能解释的事情，那个时候开尔文勋爵（Lord Kelvin）曾经作过一个演讲，说是物理学的天空里头有几朵乌云。如果你看到过1904年在圣路易斯开的一个国际讨论会的记录，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整个物理学有垮台的危险。因为在19世纪人们虽然了解了很多东西，尤其是电磁学和统计力学方面的，但是仍然存在不能解释的现象。最重要的两个现象我想大家都知道，一个就是Michelson和Morley的实验与以太的观念有直接的冲突。另外就是一个电子在原子里绕着原子核转，它随时都有加速，一个加速了的电体应该随时有辐射，所以能量就越来越减少。这样的话，绕着原子核的电子就应该越来越转到里边去，因为它的能量变小了，那么最后就要撞到原子核上去。而这种现象跟当时的实验是完全不符合的。人们当时完全不懂这个问题。这在当时是一种困扰，不过在今天看来是一个机会。是什么机会呢？就是人们可以根据这种现象创建出来新的、革命性的原则。大家知道在20世纪头30年产生了“三大革命”：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些都不仅是物理学上，而且也是人类历史上的高峰。我到美国去的1945年可以说这个高峰已经过了。可是这个高峰带来的一些新的，从前不能想象的东西发展出来了，所以我在国内外给一些学生演讲时常常说，从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史来讲，20世纪的前三十年是一个黄金时代；我去美国以后，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二、三十年是一个白银时代。白银时代不能够跟黄金时代比，就是没有产生像黄金时代的那“三大”，那种观念上的大革命。但是能够做的事情也是很多的，比如核物理、原子、基本粒子的构造、固体物理等领域的新发现，以及激光的发明，都是1945年以后的二、三十年里的辉煌成就。

了解了上面这些以后，我们可以问，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面临的物理学的前景是什么样的呢？以后的二、三十年物理学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呢？我想这个问题对于你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们将来的工作就与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密切的关系。当然，对于前途，没有人能够讲出来百分之百准确的话。但是，我想能看清楚的是，以后二、三十年物理学发展的性质和刚才讲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都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物理学的学科前沿现在变得非常广。之所以变广了，就是因为刚才所讲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拓展了物理学的前沿。这种宽广对于你们有坏处也有好处。坏处是什么呢？极宽广的领域会使得你们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向什么方向发展。好处是什么呢？如果你在众多的方向中选择了适合你的道路的话，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今天能做的事情，比起20世纪初，比起我在作博士后的时候，要多得多，而且今天学术和社会的关系更密切了。讲得通俗一点的话，就是现在发财的机会多了。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打开的新门路多得不得了。你如果找着了某一个门路，就可以做出很大成就，创造很多财富。这是一种困扰，但同时也会带来机会。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必须对这一点有所了解，知道今天物理学前沿的发展跟二十世纪前八十年不一样了。

如果你对这一点不了解的话，对于你将来选择道路不利；如果你接受我刚才所说的话，就会得出一个推论。这个推论就是，你必须要讲究学习的方法，这也和传统的方法不一样。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1905年写了几篇革命性的文章。他那时候专注于几件事情，对每一件事情他后来都作了革命性的贡献。一个是光子；一个是狭义相对论。现在我们知道爱因斯坦和他的第一个太太在1900年前后还处在恋爱时期，他们的来往信件，现在被人发现了，发表出来。如果你看过这些历史材料的话，你就会发现，早在1899年的时候，爱因斯坦就已经对电动力学产生兴趣了。那个时候的前沿问题比较专一，比较少，加上他有能力，有见解，又选择了这个题目，所以就有了大成就。今天不是这样，今天讲不出来物理学领域中在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内会有巨大发展的某个方向。所以正如我刚才所讲的一样，这一点对你们选择前途是一种困扰。不过认识了这一点以后，你就会知道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那就是，必须要把兴趣放广放宽。如果你还只是对着一两个方向走的话，那你的机会就会很少。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学习方法跟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学习方法有着根本的分别。中国的学习方法受中国教育哲学的影响，一直是让小孩子向专的方向发展。这跟美国的传统是很不一样的。美国比较放任，让孩子自己去发展。这种分别到了大学时代以后就会看得很清楚。美国的大学生，一年级的大学生，他们的兴趣平均起来很广，所以他们什么东西都懂一点。他们的网散得比较广，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们不会考试，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中国的学生非常会考试，为什么呢？比如说，中国的同学在中学学习三角，会做很多习题；而美国的中学生虽然也都知道正弦和余弦的定义，但是他们不会做习题。他们接受的是一种比较宽泛的知识，而没有深度。你们必须要了解，这两种方法的教育结果是各有短长的。从考试的角度讲，那当然中国的教育方法是非常好。大家都知道现在从中国到美国去念书的学生是非常之好的，比如，我听说，伯克利有一个美国学生，回家之后父母问他选了什么课，问他有没有选一门很重要的课，他说没选；父母问他为什么没选，他说我在选课的地方看到有三个中国学生都选了这门课，我就知道我不宜于再选了。

虽然如此，他们知道的东西却非常多，他们知道很多领域的一些东西。对此我自己也有一些亲身体会，而且不是自今日始，我去美国念书的时候，就看到过这种现象。我还记得很清楚，我1946年初住在芝加哥一个叫International House（国际客舍）中，当时有很多研究生住在里边。芝加哥大学的附近有一个溜冰场，冬天可以溜冰。我去溜冰的时候遇见了一个数学系的同学，叫莱布尼克。溜完冰以后我们谈得很投机。于是他就到我的屋子里去了，结果我们一直谈到了第二天天亮。他走了以后，我觉得这个人简直不得了，他知道很多我从来没听说过的数学和物理学领域里最新的东西。你到美国去的话，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同学。可是很快我就发现，原来他对于自己所讲的那些好像头头是道的东西，根本就不太懂，知道得很肤浅，所以等到后来考试的时候，中国学生所接受的严格训练的好处就显示出来了。那么是不是他们这种办法就绝对不好呢？不然，这种办法也有好处。而且这种好处，在当今状况之下，就是像我刚才讲的，门开的很多，不同学科的交叉领域所能产生的重要结果多的不得了的情况之下，美国学生的学习方法就发生了优势。我给你们举几个例子，我想大家如果自己没有做过CAT-scan[1]的话，那么你们的父母或者祖父母一定做过。CAT-scan的发明者有一个物理学教授。他因为对于计算机很感兴趣，对于医学也很感兴趣，又研究过理论的X光效应，就把这几种研究综合起来，后来就发展出了CAT-scan，并且得到了诺贝尔奖。再比如去年得到诺贝尔奖金的是NMR，现在叫MRI，其中得奖的一个人叫做劳特伯（Lauterbur）,他跟我在Stony Brook是同事。他比我年轻，是化学系一个年轻的助理教授。当然，因为他是化学家，所以对NMR的技术知道得很清楚。可是他也对计算很感兴趣，而且他也吸收了CAT-scan的基本观念，因此他就想，我为什么不能够也做一个scan，使NMR也可以scan癌细胞呢？于是他想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就是使用了一个梯度磁场。这是一个很妙的想法，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可以随便找一位老师，五分钟之内，你就懂了，为什么梯度磁场可以解决scan这个问题。他只用了一个小试管和一个梯度磁场，结果今天的MRI 就诞生了。这个故事告诉你们，今天的方向多得很，如果你的兴趣广一点，你就可以把好几个东西综合在一起，然后得出来从来没有过的事物或者见解。所以在今天的情形之下，每一个人都值得向广的方向去发展，这一点对于中国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尤其重要。

刚才朱教授[2]讲了一件事，我听了以后觉得很惊讶。他说系里现在准备开设学术报告课，希望每一个研究生都去听。听说有些研究生反对，我认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假如一个学期有十次学术报告，就算你去听十次，花了二十个钟头，而二十个钟头的投资是很少的。我知道在美国也有这样的现象，很多同学不喜欢参加学术报告会。比如说在Stony Brook，每个礼拜都有一个学术报告，很多中国同学不去，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不去，他们说我去了也听不懂。我说我去了也常常听不懂，可是这没有关系，你这次没听懂，过了三个月再去听另外一个讲得稍微不一样的，连续听上几次，就会有所收获，而这种收获是非常重要的。我给这种学习方式起了个名字，叫做渗透式的学习。中国传统的教育方法不注重渗透式的学习，而看重灌输式的学习。也就是猛攻，这当然是有它的好处的，可是渗透式的学习也是非常重要的。你看一个小孩子，为什么学语言学得很快呢？不是因为他听懂了每一句话，而是因为他听了一句话，过了几个钟头又听了一句话，他逐渐把每句话都综合起来，就懂了。这种学习方法到一个人年龄变大的时候就渐渐丧失了。而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尤其是在需要的知识越来越广的情况下，这种方法对研究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位研究生为了他们自己，应该非常愿意地去听每一节课，每一个学术报告。不懂没有关系，听多了之后就自然会有一些收获，这是非常重要的。至于说，你是不是要服从系里的规定去听，我觉得一学期花二十个小时去听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投资。关于这一点，在美国和在国内各个地方演讲的时候，我都再三讲。

我还觉得有许多值得看的科普书，我特别推荐的是Scientific American。 Scientific American现在逐期都有中文的翻译，你们去看看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读这本杂志你们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因为里面的内容不止包括物理，还有很多生物学方面的知识。某个领域的文章也许你今天看不懂，但是过半年之后你又看了另外一篇，连续看上一两年，你就会对那个领域的东西多一些认识。总而言之，我要讲的就是，今天学术的前沿是向宽广方向走，向交叉学科的方向走。每个同学必须了解这个形势而尽量地拓宽自己的兴趣。我知道清华学生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所以我相信你们在这里毕业以后，在得到学士学位、硕士学位或者博士学位以后，在几十年以后当你们回忆起来时，会觉得清华的学生时代是很难忘的。

谢谢。

 

杨振宁先生答同学问：

 

问：我是研究生，如何处理与导师的分歧呢？具体地说，自己的研究兴趣得不到导师的支持，自己又觉得没有能力单独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此时应如何处理？

答：这位同学有一些困扰，他不是第一个遇到困扰的学生，我想所有研究生，或者说绝大多数研究生在做研究生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困扰。刚才朱教授念了一部分黄昆给我写的信[3]。黄昆之所以给我写一封很长的信，是因为在那之前我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我现在没有副本，所以我记不太清楚自己那封信里写了什么。不过从黄昆这封信的口气上看，很显然，我当时是不太高兴的，觉得有点失望。我当然还记得我那时候在做什么，那是1947年的事情。我在去美国的船上就曾想，我到美国要做什么方向的研究呢。我对自己说，我在国内没有学过实验物理，所以到美国以后我要去写一篇有关实验物理的论文。到美国以后的几个月，我就到了一个叫Allison教授的实验室，当时他正在搞一个四十万电子伏的加速器。我在那个实验室里呆了一年半左右。那一年半我做得不太成功，1947年给黄昆写信的时候正是我有点彷徨的时候。现在我看黄昆的回信，觉得他当时也有一些彷徨的地方。现在得到黄昆的同意，我特别把它发表出来，是因为就像我在介绍文中最后一句话写的一样，就是希望今天的研究生能够从我和黄昆的信中得到一些鼓励和启发[4]。什么启发呢？原来研究生的时代有些失望的、不太愉快的、彷徨的感觉是很正常的，不必觉得是世界的末日到了。

如果和导师的关系不好，怎么解决呢？这个我想没有固定的办法。我不太清楚清华在这方面的规章，在美国，假如有学生跟导师关系不好的话，那么学生可以去选另外的导师，没有导师可以拴住学生。没有这样的规矩：如果他原来的导师不同意，他就不可以改。假如这个学生在平时做研究工作的时候已经学习了一年的课程，而且学得还比较好，那么他去找别的导师，别的导师对他的印象也很好，那么就很可能有人愿意接受他，这样的情形屡屡皆是。我知道，国内过去对于研究生换导师、换专业、甚至换系，有很多很复杂的规章。对于这些规章，我一向觉得宜于放宽。我在Stony Brook教了几十年书，就看到有的同学做得不开心，但是换导师以后很成功。我自己有一个研究生，叫余理华。他是1980年左右到Stony Brook的。他现在做得非常成功。他去了以后就做我的研究生，他的特点是自己有非常强的自我钻研的习惯。很快我就发现他对我让他做的工作不太感兴趣，他想研究的问题是量子力学对于测量的解释是不是对的。所以他就来和我谈话，说他在国内文革的时候被下放到农村去，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所以对此很感兴趣。我跟他说，你可以写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但是这个领域太冷了。你如果做这个方向的研究，我可以将来同意你得到博士学位，但是以后可能找不到工作，我不赞成你研究这个。我还记得当时他非常不高兴，我们坚持了很久。后来幸亏他对于另外一个东西又发生兴趣了，是关于加速器的设计，并且在那方面获得了博士学位。这是我非常赞成的，而且他在那方面现在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工作。他设计的自由电子激光，现在是最有可能真正达到X光的自由电子激光的两种方法之一，而且我认为他的方法更好。我想很可能再过五年或者八年，如果世界上第一个X光的自由电子激光出现的话，是余理华的HGHG(高增益谐波产生自由电子激光器)的方法。今天我问他，那时我不让你做量子力学的测量是不是对的，他也承认我的见解是对的。

我刚才讲我自己在Allison的实验室做的一年半不成功。我倒并没有和Allison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而且那一年半的时间给我带来了很大好处，首先让我知道了我不应该做实验物理，因为我的很多同学作起实验来得心应手，但是我作起来很困难，但是我作起习题来要比他们好得多。最后是泰勒(Teller)帮我解决了问题，他当时是物理系的一位教授。大家都知道他后来很有名，因为他发明了美国氢气弹的原理。他有一天来跟我说，听说你做实验做得不太成功。那个时候物理系有两百个研究生，大家都很熟悉，老师对于学生也很熟，我当时在物理系是很有名的研究生，因为忽然来了个中国学生，理论学得非常好，所以大家都注意到我。他问我，听说你做得不成功，我说对。他就说你何必非得做一篇有关实验的论文呢？你已经写了一篇理论文章，就拿这篇文章做你的论文，你就可以得到博士学位。我说谢谢你，可是这和我的初衷不一样，我得想想。结果想了两天以后，我觉得应该接受他的建议，而且作了这个决定以后，我如释重负。为什么如释重负呢？因为我了解到我的发展前途不是在实验物理方面。

不过，是不是我那一年半的时间就白花了呢？不然，因为那一年半虽然没有使我成为一个实验物理学家，但是对于一个实验物理学家的价值观，也就是他们整天想什么，他们面临什么困难，我都有了亲身感受。这对于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我是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的，50年代以后，我经常到实验室里去和那些做实验物理的人谈话，了解他们在做什么实验，已经得到了什么结果。这和我50年代所做的研究工作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位同学问我应该怎么处理上面的问题，我想没有一概的回答。如果能够转到一个和自己的想法比较接近的方向当然是很好的。但是，能不能和导师谈一谈呢？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争执也许是另外一种办法。你问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可是我想没有一个普遍的回答。

 

问：您认为在今后二三十年里，物理学还将会有类似与相对论那样的革命性突破吗？如果有，你以为最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出现？

答：这个问题很好，我有一个很直接的回答，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当然不能讲绝对不可能。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相对论产生的时候，也就是100年前，有几个重大的绝对不能了解的东西。假如那些东西总是不被了解，过去的整个物理学研究就要垮台，尤其是在量子力学到了1923-1924年的时候。事实上，Heisenberg在70年代他老年时候曾有一些描述。他说，那个时候我们都非常失望，以为人类已经不可能了解原子的结构。这说明当时他们是非常失望的。可是从现在我们所知道的结果来讲，他们赶上了最好的机会。困难越厉害，机会就越大。那么，今天我们有没有这种困难呢？当然也有，比如说dark matter（暗物质）就是非常困扰人类的一件事情。今天跟那个时候不一样的地方是很难做实验，不是你花上几万美金，几十万美金就可以做一个新的光谱方面的实验。而在20年代，德国所以能够发展出来量子力学，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德国当时的光谱学非常先进。他们做了一些新的实验，这些新的实验在今天看来都只是几千块美金的实验，是非常容易做的，一个教授带一个研究生就可以做。而今天需要的实验，比如刚才讲的dark matter，不是一两个人甚至于不是一个国家所能够做的。因此，相比之下，今天能够取得突破性发展的可能性非常小。要问我，这种突破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出现？我觉得以后二、三十年物理学领域中最可能取得重要贡献的地方，应该是应用方向，我很难相信有基础原理性被发现出来，而应用的方向现在多得不得了。比如最近这七八年来最热的科目是BEC（玻色-爱因斯坦凝聚）。BEC里头发生的变化非常之多，它对于激光的研究可能有重大的推进作用，因此，我想在这种领域出现突破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问：对于物理系的学生尤其是学理论物理的学生首先应该具备数学的思维还是数学的技巧？再有，您觉得物理学发展的前沿最有希望的领域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数学的技巧和数学的思维是分不开的。如果一个学生想要做一位好的理论物理学家，学习很多数学知识是很自然的。比如今天物理学领域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群论，很多搞理论物理的研究生都学习群论方面的知识。可是读了很多群论之后，你就很容易被数学的思维所吸引，因为群论里边有些想法确实是妙不可言的。可是如果你的愿望是做理论物理学家，那么你读很多的数学有一个危险，那就是你会渐渐地把你的价值观转移到数学的价值观上去。转移到数学的价值观是有缺点的，这一点从几十年来的数学物理方面的文献就可以看出来。有许多人因为他们太喜爱数学的价值观，就会有不能够充分注意物理学价值观的倾向。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当然如果你被数学的价值观吸引，能在数学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也是很好的，不过这就和你原来希望在理论物理方面有所作为的想法有了不同。

这位同学还问，你觉得物理学发展的前沿最有希望的领域是什么？这个问题刚才那个同学已经问过了。具体地，这些前沿的东西我想有很多的发展，比如说刚才讲的BEC，比如说物理学里边的一些原理和方法可以应用到医学领域，后者是一个极好的领域，刚才我讲了两个例子——CAT-scan和MRI。我想今后还会有层出不穷的新发展。

 

问：我是一名大二的学生，现在非常困惑的是，像我们这样做基础科学研究的人究竟怎样才能巩固自己的兴趣，坚定我们的志向呢？

答：我想，这个大二的同学很显然是非常努力的。一般来说，中国的大学生和同年级的美国大学生相比，可以说，努力得多了。而且自己觉得受父母的压力、学校的压力和社会的压力比一般的美国学生要多。所以我对于这位大二学生的回答就是：Maybe you should relax，太紧张了对你不见得是好事。我在芝加哥上学的时候我的导师是泰勒。刚去的时候我和他作过几个月的研究工作，他有五六个研究生，我们每个星期，一块出去吃一顿午饭，他就跟每个研究生谈一谈，问我们每个人的研究做得怎么样。很快我就发现他常问的一句话是，Are you having fun？这种观念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之下是没有的。中国讲究“苦学”，我觉得在这方面宜于吸取他的一些经验。他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想法非常多，并且愿意跟任何人讨论。路上碰到你，他就会抓住你跟你讲。我现在想起来某一个分子的对称，大家讲得都不对，于是他就给你讲一通。他讲的话常常是有道理的，可是常常也有错误。如果你指出他的错误来，他很愿意接受。他就会和你继续讨论下去，这样就很可能会写一篇文章了。这种态度和中国人的观念也是不一样的，中国人常讲对于没想清楚的问题不要乱开口。他对学问的态度就是觉得做学问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一件随时跟任何人都可以讨论的事情。我觉得今天的中国的大学应该注重这种想法的建立。

谢谢。

附件一

1947年4月黄昆给我的一封信*

杨振宁

(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黄昆和我在西南联大研究院是同班同学。我们于1944年得到物理学硕士学位。一年以后，我们先后出国，去修读博士学位。他去了英国，我去了美国。出国以后我们不常通信，可是每次提笔写信却总是写得很长。1947年2月或3月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那时我正在Allison的实验室工作，不很顺利，所以信上一定用了disillusionment一字。可惜这封信我没有留下副本，而他也没有把原信保留下来。但是他的回信却在我的来往信件档案之中。现在我把他给我的这封信打好复印在下面。

 

这封信很有意思。它描述了他（和我）作研究生时候的一些企求与失望的心态。也描述了他对导师Mott的评价。关于Bernard Shaw的一段话也非常有意思。相信物理系的研究生会从这封信中得到一些鼓励与启发。

附件二

 

黃昆1947年4月1日给杨振宁的信*

 

振寧：

……我對你所形容的感覺和disillusionment卻完全不覺得隔膜。你的煩惱不正是我的煩惱，因為我們「處境」不同，可是我知道如果我在你地位，感想大概差不多，幾乎無疑的，disillusion 要更深一點。凡是我能達到的，沒有不是立刻失去其意味，變得平淡之極。一來這是人之本性，二來在我們中國落後情形中，有夢想的人自然把精力都放在「向上」而忘記了人生的路本應該是平的。在翻着眼睛向上看造成我們人格的階段中，我們也未能培養成欣賞這世界所能給予的calmer的享受，這更使得沒有excitement的生命索然無味。物理對我大概將永遠是敲得半開半閉的門，不得登堂入室，總剩個掙扎之地。不能說牠平淡無奇，也就不覺得其意味之 “flat”。

 

            最和你感想相同的是，我也發現做研究多多一半的時間是做Routine。我在有一天似乎忽然覺悟，理論物理和實驗物理原來如此之平行。以前總以為作實驗的，自然許多時間都是安這樣，裝那樣。但是理論物理則全倚絕頂聰明。那天才忽然體會作理論工作一樣的得把大半時間用在work out detail上。許多思想還是靠在一面work out detail時慢慢ripen 起來。因為我的要求比較humble，這覺悟並未使我失望，反而讓我感覺，雖然聰明人作研究的多，還因這緣故給比較平常的人留下一點作研究的餘地。我的習慣是最不善於「下筆」。在沒有相當系統的想法前，總不知如何動手才好。也許就是organize這些問題時，得到challenge，等到需要作detail時，也因為回覆了這challenge，還有興緻。也許如我再高明些，就會以為問題分兩套，一套是用已有方法，只要頭腦清楚，方法運用純熟就可以自然解決的和另外一套不可解的問題。前者是routine，是drudgery，後者是frustration。你的感想也許和這相近。自然像我這樣，已經養成習慣，覺得一切問題都只在illustrate物理原則，一切都更容易變得trivial了。

 

            和你相比，我也許應該慚愧，自從來此以後，對所謂 “high-brow”的general theories幾乎就沒有沾手。不過，我並不算後悔，因為以我的能力，我循的路線大概更有實益。我把整個時間都用在作目前的研究，和別人討論他們的問題，和看些零星和solid有關的theories和data。物理好像由天上掉下了地，用高度和堂皇換得一點實在的感覺。和別人討論有兩宗好處，一來我的自信心多少增加些。這裡雖然是現在英國最興盛的theoretical school，我相信我還得算是年青人中優秀之一。只要一般所作的研究是值得去做的話，也該有我作研究的地位。二來和他們很仔細的討論他們的問題，也真等於增加了自己的研究經驗，似乎使我覺得回國後也不該走上絕路。這種趨向都是來得很自然：solid的問題就是很瑣碎，英國人的方法，性格都又着重common sense，而逃避玄深，Mott自己Mathematical ability雖極高，但最喜歡簡單化的model和方法。提起Group theory，雖有一Junior staff member 開過一課，但是奇洩氣無比，他自己都弄不大清楚。我聽課還是在昆明那份氣慨。上課時一來就失了頭緒，下來又不理。所以還是一點沒懂。前些時買了本Einstein, Minkowsky, Lorentz collected paper on relativity。因為我早已決定，相對論不干我事，只偶然無聊時翻了Einstein的幾篇看，真是簡單清楚。General theory只看了初期，用special theory treat accelerated system而 predict red shift 和 light ray  bending的那篇，也無玄虛之感。奇怪的是，以前好像在國內也試着看過，並沒有覺得這麼直接了當似的。前些天在tea時好多人提出一個關於Fitz-contraction 的paradox，雖然也吵了半天，結果由我解決。所以似乎，在說理這些時，思想也自動多少成熟一點。一般講來，我也不無自危的感覺，因為我似乎只是藉最近得獲的一點思想的integrity從以前基本知識中提用學問。基本知識增加很有限。這種基本上的停滯，和conscious的「向上」心衝突而使我覺得恐慌。

 

       雖說我普遍的長進很有限，但是論作的研究由我內心審斷更是不足道。我一共寫了篇文章。其中兩篇至少在主題上，在上次給你信時就已經大半固定。可是不記得有沒有說過。在合金中兩種原子大小不同時，lattice一定被曲扭。其中一篇就是用elastic analogy相當arbitrary 的假設一個simple distortion，以後superpose去predict對X ray reflection的影響。另一篇是用一個很simplified的model算合金的Heat of function。雖然去年初就着手，一直未得合理結果。最近才發現electron cloud的polarisation一定得計算進去。我用的Thomas-Fermi method得的結果尚可。可是究竟多可靠就可懷疑。1/3是無意之作，幾乎純是計算。Fröhlich 和另一學生用Møller Rosenfeld theory 的force算light nuclei的binding。他在lecture中講起，因為否則很困難，所以在H³中他們假設wave function is a product of functions of diff kinds of coordinates。我就正正經經把這symmetry加入算了一看，很trivial。結果在他們文中加上了一section (也許你不明白，那夾七夾八湊在一起也許就可充論文，雖然還未太定。Mott很隨便，說論文根本就是Damned Nuisance!)

 

            這文章整個都很乏味，和我的Li calculation不相上下。一般說來，我作的自然比在國內弄的高明些，可是我□還是不免覺得是廢紙和廢印刷而已。我倒不太為此心煩。一來我以為和他們比，我們太critical。我們既是後追者，更不應如此。二來我總想，我的研究大概會要在質上進步，不必為己過擔心。假如我來得及，四月底前可以準備好，也許可以算在暑假前就交論文，否則就得等寒假了。因為剛來S□□□給我的「下馬威」是三年最少，所以我現在倒也不亟亟多早得degree了。

 

            我倒是真曾有過暑假後來美的心。起首是因為這裡論文之事還很渺茫，不願亂作準備。最近又因為向會中請路費，請美金和去辦visas交通….都使我頭痛。而且我又未積錢，行動之下，恐怕都難寬裕。很typical我遇事偷懶的心，我就又決定放棄此行的打算，決定改去愛丁堡Max Bonn那裡去作一兩季的客。這次你的來信又有點使我意志動搖。尤其因為我如來美，最自然是來芝加哥的金屬研究所作客。Zener是Mott很熟識的，而我想也最好就stick to solid。那麼我們大家相會一番，豈非大痛快之事！聽你們三人游美之計，自然更是十分羨慕。可是如果我現在作打算，最早大概也要冬天才能來。我還得好好想想。

 

            在這裡和我最投機的中國同學是庚款教育的曹日昌。去年兩次暑假出游都是和他。今年他曾要我六月和他去瑞士。因為我恐怕六月可能得考試，不能決定。因為這是加入一便宜的旅行團，不早定就沒希望，所以我等於已經放棄。另外同室的一個女研究生(相當intellectual，毫無feminine attraction)暑假和她哥哥和一個朋友去巴黎，因為她和我同時來Bristol，十分熟，又知道我去瑞士不成的事，所以約我是否願加入，我也是還沒有全決定。好處是他們還可以說法文，壞處是和他們大概還是不能和中國好友同去一樣自在盡興。使我猶疑的是，如果我不去，也許就再沒有適當去的機會，所以暫為懸案。

 

            你說可能受了個人主義影響的話，使我想起B.C. 地質的王洪楨來Bristol時和我說的話。他說我們中國的top intellectuals越來越和中國的根脫了連系，慢慢變成了一種國際人，正和印度和猶太的intellectual走上了同一路徑。這種說法不能否認的正確，很給我一個深刻的印象。同時他又說，他所最不能原諒的是，intellectual在國外打起長久算盤的。他人很有正義感，見識也地道，所以他這樣說是衷心之語。但是事實卻也不容否認，在英能久留的可能和在美國比自然小得多。因此，他可以在場外說話，格外容易。但是我聽之下很有警惕之心。以我所知的，在美國停下來的真不少。這事也真自然，看國內如今糟亂的情形，回去研究自然受影響，一介書生又顯然不足有挽於政局，吃苦不討好，似乎又何必！不過我們如果相信我們intellectuals不只是一種高級technician，同時還應該多少有一般維持思想的力量，我們不得不目之為危機。我和你這樣argue，原因是想你的基本思想和在這上面所遇的矛盾必然和我相同。把這題目清楚的說出來，也許可以助我堅定意志。比方說我看在這就裡來了兩個巴西人，他們也作研究生，可是聲明以後如可能，就settle在此，我自然不免生羨慕之心。同時當我有時告訴人我一兩年後回中國，他們常有疑訝的表現，似乎奇怪為甚麼我不想在這orderly, secure的地方住下來而要跳入火坑。雖然我難以想像我們一handful的儒生怎樣能影響多少國運，事實上還不免覺得我們在外面似乎很獨立的人回去幾乎是像幾顆米放入了石臼，一定被砸碎無餘。可是我仍舊覺得巴西人要呆下來，沒有和良心打交代的必要，因為巴西仍是巴西，有他們和沒有不生差別。我們如果在國外拖延目的只在逃避，就似乎有違良心。我們衷心還是覺得，中國有我們和沒有我們，makes a difference。

 

            我是否已經告訴過你，我來英國後的一個發現就是Bernard Shaw。他許多play的preface真是精彩之極，其簡練清楚和看Einstein文章一樣的感覺。我的思想也多少受一點影響。第一是他積極的精神令人難忘。第二是他似乎給人生命加上了一重超出個人pettiness 的Grandeur，我不能仔細說明。我只能猜想，他不過是給以往的哲學加了一個個人的synthesis。換句話說，我們所缺少的正是哲學（人生哲學）。可是我想如果我們真去翻哲學，一定看有東有西，結果不知所是非，不能得益。但是經過Shaw的天才肯定的說出來，我們就可以接受。我們無須去論他意見的正誤，只要我們能接受一點就多一點實益。因為我們要哲學，不是為academic interest，是為practical value。我們要a way of life，不管牠是不是the way of life。而且我覺得intuitively我們就知道不會有the way of life，並且凡是實際的way（忽然想莫非正中國所謂的“道”，human struggle ever the same!）都是arbitrary的，能consistently行得通的就是高明的。我要說的一點是，Shaw對人的一個一貫的意見就是，人類永遠循着命定的方向走。A real woman很恰切的遵着延續人種的路走。年青時effort at attraction，着意嫁某人後的subtle tactics，以及婚後的對待子女。而A real man最大的目標永遠是工作，fulfillment of self-achievement。越是有能力，這傾向愈強。在中國環境中養成seeking higher and higher education的人格，我覺得正是這一個衷心的傾向。也正是因為中國是在「直追」的潮流中，一面固然造成格外強你所謂不能兌現的期望，但同時也的確給這種期望留下較大的scope。我每看見Mott一個人所有的influence，就有感想。真是所謂「萬人敵」的人，他由早到晚沒有一刻不是充份利用，作自己研究，幫助許多人作研究，organize 各種不同和Lab內Lab外的專門討論，參加國家各種technical committee，款待各種各式工業inspection以捐錢，處理系內各事，還時時出國去演講 ….。也就是像他這樣的少數幾個人就支住了整個英國的科學研究。假如你對科學研究本身還有faith的話，能比build up 一個中國物理研究中心再富於adventure和 excitement的還有甚麼呢!? 我相信你一定多少存有這樣的雄圖，那麼甚麼事又該能使你disillusion呢? 我覺得只要人能把雄心放在超出自己以外的Abstraction上，人格的力量立刻就增加，沒有disillusion只有fresh challenge。把interest重心一旦傾於個人身上，幾乎早晚會覺得這目的太trivial，一切的effort都太不值得。宗教者，革命者生命的丰富不是也在跳出了個人的圈子。你說吳太太掙扎之heroic 和romantic，但是生命仍不得丰富，豈不是因為這掙扎都只寄在區區的一人，所以連她自己回想，恐怕也只能有一掬pathetic的眼淚，而不能有satisfaction。這種看法我相信你一定以為正確，你的地位豈不是恰好可以接受這個positive solution。Consistently的發展這想法，比方說，successfully組織一個真正獨立的物理中心在你的重要性應該比得一個Nobel Prize還高。同時在這步驟中，devotion to the cause的心也一定要駕於achieve自己地位之上。因為你說到disillusion，所以我說我對你的看法和希望不justify牠。想你一定和我會同意吧!

 

            沒想到把信拉得這麼長，好多都是泛論，昐望未使你太膩了。也許用不著聲明，凡是我preach的意見都imply我自己未能達到或是保持住的，也就是因為自己fail於此，才反覆想念，談論之間就不由脫口而出。我們覺得weak，就覺得需要declare來堅強自己。積極和不self interest是我唯一的salvation。我達不到，所以就要喊給人聽。

 

            快樂！

 

                                                        昆

                                                             四月一日

发布于7月16日 0:00 | 评论数(0) 阅读数(2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