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国际上大家一致公认的，教育不是一种消费，教育是国家、民族、社会、家庭和个人对未来最重要的投资。教育为我们孩子、家庭、民族、国家和世界准备着未来。教育必须面对未来，并对未来负责，虽然对我们大家来说，预测未来，并非易事。

据我了解,蒙氏教育法来自意大利,已经有比较长的历史了,近年来早期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

新年好！

您的文章引经据典，对信息化教学改革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好好学习，。希望获得您的英文原稿，一方面学习研究，另一方面提高英文阅读能力。

近日收到一些有关读经教材如何选择的问题，现为大家提出以下建议：

一、如何选择读经教材

1、《论语》2、《孟子》3、《诗经》4、《大学》5、《中庸》6、《易经》7、《黄帝内经》8、《左传》

不要只读《三字经》，浪费时间。不要用大人的思维去考虑孩子。对孩子来说《三字经》与《论语》是一样的，他们都不懂。“学而时习之”与“护舒宝，天天离不了”是一样的，你别为你叫三岁的小孩子能理解 “为什么离不了护舒宝”。

另外一定要坚持，孩子很有毅力，大人就不成了。家长们，一定要坚持住。我们坚持孩子才能成才。

补充几句，〈论语〉〈孟子〉是立人之本，必须先读。不读《诗经》小孩子长大不会写诗。〈左传〉比较长，所以后读可以，（如果孩子记忆较快）有时间再安排一下〈庄子〉〈离骚〉，〈左〉〈孟〉〈庄〉〈骚〉是最美的文字。这四本书背完，你的孩子就才华横益了。唐宋八大家不敢和你孩子比了。

但是还是以立人为先，〈论语〉〈孟子〉必须先读。〈唐诗〉有精力读一读，没精力不读也可。〈三字经〉唐诗等比较肤浅的东西就当课外读物好了。

孩子的童年时期很长，0-13岁都算，只要家长有心，坚持不懈，年年安排一些内容给孩子学习，是可以学习非常多的经典的。我的建议是，先学初级启蒙，人文初建，先正其心。再学初级古文，再接再励，勇攀顶峰。之后学习诗经，唐诗，古文观止类，高山远望，览尽风光。此时孩子已经拥有丰富的知识，良好的学习习惯，超常的智慧，家里准备好各种东西，为孩子办理好图书馆的证卡，让孩子在知识的海洋上自由翱翔，做父母的功至名归，不亦说乎。

二、儿童读经能否理解？

个人认为不能理解，也不需要理解。我老师曾给他4岁的孩子听一首日文歌曲，三遍，孩子便能一个假名不错的唱下来。他理解吗？一个字都理解不了，但是能背唱。这是孩子的天性。大人没有了。大人不理解的东西是无法记忆的。孩子不同。尤其是3岁以前，记忆力甚强，理解力基本为零。小孩子连“你”，“我”这两个字都弄经常混淆，如何让他理解《三字经》那么高深的文章呢？

三、记忆时能否让孩子理解？

个人认为能。因为就目前中国人状况而言，大人没有几个能理解古文的，哪怕是最粗浅的、片面的，甚至理解的是错误的。自己不懂怎么让孩子理解呢？这一点，王教授已经讲的很清楚。只要读，不用理解，长大后慢慢理解。（不信，读者可以想一想《学而第一》再看朱子的注，你的理解是否正确，自然而明）

四、是否理解后才有兴趣？

个人认为不是。兴趣是因成就感而起。当他记住后，大人立即给予鼓励，兴趣自然形成。小时候奶奶教我用日语数数，其实是最无聊的东西，可我还是喜欢。当时连汉语数数都数不好，可是用日语数也一样。不信现在各位大人用日语数数试试，就知道多么枯燥了，没有几个月也弄不明白。但是小孩子的想法却不同。只要你念，他跟着读，记住了，就鼓励他。

五、《论语》长《三字经》短吗？

个人认为，《三字经》也很长。我花了三个月时间也没记住。长句可以缩成短句让孩子记。《三字经》每天记10句，论语每天记一句，看看哪个长？王教授举例说“小朋友，我们读长诗还是短诗？”，“短诗”，“短诗读每周20首，长诗每周读半首，读长诗还是短诗？”，“读长诗”。就是这个道理。长短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合理安排。

为何我不主张读〈三字〉经？因为他的价值比较小。如果认为它合辙压韵，易上口，那么不如先读〈诗经〉。〈诗经〉大多4字言，很短，读起来很顺。有了诗经基础后，才可能理解〈论语〉〈孟子〉”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否则说能理解，那是自己骗自己。另外古今有几人能理解〈诗经〉也未必然。欧阳修曾写专论，来说明〈诗经〉深奥。所以不要让孩子理解，书读多了让他自己去琢磨。

另外讲到孩子“喜欢读的书”，其实孩子什么书都不喜欢读。只要你给他读，教他念，他什么都喜欢。不信你去做实验，那一本〈三字经〉一本《论语》和一个冰激凌，你问他喜欢哪一个。

六、孩子这么小怎么教？

其实越小的孩子越好教，刚会说话甚至不会说话的最好。因为他们还没有资本挑剔呢。”小朋友跟我读“他就跟你读，但是”大人跟我读“他就不跟你读。因为他有思想了。4岁以上的孩子有了思想，不好办了，有时候他们不听话。这方面我没有太多经验，不知如何才好。但是对于听话的孩子《论语》是最好的选择了。

其实我还是不大同意，先简后繁，先易后难。

儿歌最简单，小猫小狗的故事最简单，那么要先学儿歌吗？不能，这样就耽误孩子了。当然《三字经》是很好的开端。读《三字经》的孩子比未受过教育的孩子好的多。但是我依然建议把《三字经》、《百家姓》跳过去，直接读四书五经。这不是孩子认为简单，而是大人认为简单。

七、父母的坚持很重要

我兄弟的小孩，就没有读《三字经》，直接读《论语》。起初也有一些懒惰，半月天以后就一切顺利了，现在已经读五个多月了，可以治理天下了（半部论语）。我没有教过他《三字经》，不知道他接受起来怎么样。也许会比《论语》更快一些吧。可是没有《论语》有价值。而且我直接用的繁体字，现在论语中多半的字都认识了，才三岁多。

这个事情开展的过程中，最大的阻力不是孩子，是大人。他们开始基本持反对意见，我要教他孩子，近乎于求他们。起初一个月，我工作忙没时间去，就间断一天。为了我侄儿，我尽力把一些事情推掉。现在他们看到长出了，他们自己也会教。所以开展这个事情最大的阻力就是大人的思想。不能所有的事情都依照孩子的兴趣。必须树立一种威信，让孩子听话的威信。另外因为大人读论语读不懂，甚至念不顺，所以认为太绕口，不好学。自己先没兴趣了，就觉得孩子怎么会有兴趣。所以最大的阻力在大人。

我计划明年《孟子》读完，开始读《诗经》同时给他安排课后读物，《唐诗》让他自己去看吧。我就不另外教他了，偶尔抽几个，看看掌握情况就可以了。

再重申一下我的计划：《论语》《孟子》《诗经》《大学》《中庸》《左传》，如果进度比较快，再安排《周易》《尚书》。

课外阅读《三字经》《百家姓》《唐诗》《宋词》《老子》《离骚》《庄子》《史记》《资治通鉴》。课程是先挑最难的、最经典的，课外是由简到难。

这些书，大部分我是读过，虽然很多读不懂，但毕竟可以查资料，查字典教导孩子读。我希望中国将来所有的小孩子都能读懂这些书，而且能象我们看小说一样速度读他们。将来的孩子就不用迷恋王朔了。

八、读了这些书，高考又不考，怎么办？

以上所开列书目，无论孰先孰后，只要在十三岁前读完，即可。十三岁以后，大概上初中后，他们喜欢读什么就读什么，喜欢学什么就学什么。有了这些书作基础，孩子不会太离谱了。如果孩子以后依然有兴趣，唐宋八大家，程朱理学，王阳明心向论等等，太多可以学了，不过那都是自学，我们没办法教了。如果不喜欢学文，学理也可以了。有了这些书作基础，更本不用担心文科会如何，届时，他们的文才不亚于唐宋八大家了。所以可以完全不学语文了，不用担心高考语文成绩。英语只要学半年就可以去参加高考了。所以喜欢学理专心学理就可以了，高考不是问题。

九、如何选择音乐？

找中国古典音乐（古琴最好）、世界名曲，每天给孩子听，至少听一小时。这些曲子是触动心灵的，通常比较幽雅和谐，孩子不会哭也不会闹。无论他醒着还是睡着，只要给他听就行。一年左右的时间，名曲大概就可以听几遍了。您孩子从小就能成为音乐天才。

请听听学生的话语

请看看目前的状态

在您那么多头衔中之所以选择这个，是因为我现在还是东南大学大二的一名学生。尽管您没有做过我的校长，我还是愿意这样称呼您。

前几天在杨子晚报上看到关于“部长博客第一人”的报道，今天一时心血来潮，造访了您的博克。正如报道所言，您开博克并不是为了娱乐，所涉及的范围似乎也仅仅局限于“做中学”的学科研究。当然，里面也包含了您的经历、感悟。在大致了解到您生平后，我真的很感动。我的同学们也在闲暇之余，多次地谈论过您。总之，您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女性，极富创新精神。当然，轮不到我来给您评头论足，您所获得的成就早已证明了一切。

也不知道给您留言到底是为了什么，也许就是因为有一点“个人崇拜”吧。2007元旦已经过去，春节也即将来临，在此，祝愿您生体健康，工作顺利。我想，这必定也是全体东大师生的心声吧。

关爱留守儿童，心系苗疆苗寨

——赴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暑期社会实践报告

撰写：赵峥

序言：

贵州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的世界十大“返朴归真，回归自然”旅游目的地首选地之一，是世界乡土文化保护基金会授予的全球18个生态文化保护圈之一。那里有人类保存的最古老的歌谣，那里有世界上最美的喀斯特地貌，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博物馆。那里被称作人类疲惫心灵的最后家园，最后的神秘园。可由于地理条件、历史沿革和现实情况的制约，贵州仍然是全国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那里的人民很多还在原始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本着服务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结合自己的专业设置特点，在2006年的暑期组建了由旅游管理和历史学两个专业的学生组成的社会实践小分队，远赴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利用这次社会实践的机会，响应党和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号召，把目光投向了大山中的苗寨，关注那里的农民工留守子女，关注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关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我作为一名主修历史学专业的本科生，作为一名大学生党员，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名成员，得以体验这次难忘的贵州之旅。

2006年7月20日到7月29日，我们社会实践小分队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开展了主题为“关爱农民工留守子女，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题宣传，参加了黔东南州建州50周年的庆典，调查了雷山县农民工留守子女的现实状况，考察了凯里金泉湖公园、西江苗寨和郎德上寨的旅游开发。在这次社会实践过程中，我不仅锻炼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团队协作意识，还真正地感受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在党的领导下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认识和了解了农民工留守子女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问题，观察到了市场经济大潮对苗族传统文化的冲击，顺利地完成了社会实践的任务。实践过程在当地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贵州都市报》、《黔东南在线》、黔东南电视台对我们的活动进行了相关报道，搜狐网、北青网等著名门户网站对新闻做了转载。

实践取得了明显的成果，我撰写了较为详细的实践报告材料（整理后），对我们了解到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分析，并且试图探讨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出路。在这十天的实践里，整个团队精诚合作，融为一体，一起经历了很多快乐，也一起克服了很多困难，所以我在很多时候根本无法分清“我”与“我们”；再加上我也参加了小分队社会实践报告的起草工作，我个人的实践报告难免有很多地方与其重复，特此说明。

实践意义和目的：

关注社会，了解社会，投身社会。是我们大学生面对社会应有的态度。做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大学生，也是党和社会对我们的必然要求。用我们所学的知识，积极地回报社会，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建立和谐社会新理念自四中全会提出，经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讲话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两次升温，已在国人中取得广泛共识，在2005年3月的两会上，中央把建立和谐社会，关注弱势群体确立为未来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的施政纲领之一。在2006年的“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又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新农村建设也正在全国各地蓬勃地开展着。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需要理论的指导，更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不懈奋斗。

利用这次社会实践的机会，响应党和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号召，把目光投向了大山中的苗寨，关注那里的农民工留守子女，关注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关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

在此共识上，我们社会实践小分队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在当今农民工潮涌向城市的形势下，农村一方面在经济上实现了飞跃，而在另一方面，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不仅让农业在一定程度上遭受损伤，那些正需要在父爱母爱下茁壮成长的儿童少年基本上没有了家庭教育，从而产生从学习、生活到心理情感的一系列问题。而他们同城里的孩子一样，都是祖国的未来。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也理应得到全社会共同的关注。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的概念，家作为社会细胞的作用在中国尤显突出。广大的民工为了脱贫致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远离家乡的道路，却把家的概念仅仅简化为了物质的联系和浓浓的思念，作为弱势群体的留守儿童，在这场浩大的民工潮中，究竟遭遇了什么？他们的权利是否有足够的保障？家的概念化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未来一代是否在茁壮的成长？关注农民工留守子女，关注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问题，探讨解决的途径，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的全面了解农村社会，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中国的现状，有助于更深刻的理解胡锦涛同志提倡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含义。

另一方面，贵州的乡镇保留着较多古朴的民风，和如田园诗般的风景，乡村人民的淳朴、善良与热情，少数民族绚丽多彩的服饰，丰富的民族文化，逐渐成为贵州最具吸引力的旅游资源，越来越多的都市人把贵州当作休憩和回归心灵的圣地。络绎不绝的游人，带给古老的苗族村寨的不仅是金钱的流入，同时流入的还有现代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还不可避免地冲击着原有的传统文化。大山里的苗寨犹如汪洋大海上的一叶扁舟，在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滚滚浪潮中，如何消化城市文明的影响呢？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它不拒绝发展，也会尊重传统。

在充分考虑之后，我们把主题定为：“关爱农民工留守子女，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要了解农民工留守子女在经济状况、家庭条件、心理情感和在校学习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此外，我结合自己的专业背景知识，更多地关注苗寨的变迁所折射出的工业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冲突与融合。

实践过程:

前期准备

我们从5月中旬开始确定了主题，策划书修改了多次，首先得到了学院领导的首肯。我们马上投入了前期准备工作，然后针对主体和计划的每一个项目，进行详细的可行性分析和修改，直到我们认为策划所提出的方案都是可行的。我们小分队的计划得到了校团委的支持，被列为校团委17支重点支持的队伍之一。小分队全队上下都很鼓舞。

暑期开始后，我们开始设计问卷和访谈方案，我们查阅了相关的书籍，咨询了相关的教师，这些都对我们后来的调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到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就绪，我们在凯里当地的小分队成员——2003级旅游管理一班的何鸿和2005级旅游管理二班的郭芸先行前往我们的目的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联系相关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取得它们对我们此次活动的支持．

下面是我们的实践方案和方法

选址：

关于选址的问题，我们小分队也讨论了很久，认为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1、具有较好的地域代表性，属于典型的西部山区，有大量的农民外出务工，有丰富的具有鲜明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旅游资源。

2、最好有相当的了解，便于安排食宿和联系当地政府。

3、车程最好不是太远，减小经费支出。

最后我们一致同意去何鸿和郭芸的家乡——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先，黔东南地处贵州高原向湘西丘陵及桂北山地的过渡地带，位于山区，是全国著名的林区，其下属的雷山一些区县经济上欠发达，外出务工人口比例很高，具有很好的代表性，黔东南少数民族众多，旅游资源丰富；其次，何鸿和郭芸家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首府凯里市，对黔东南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了解，便于制定较为可行的计划，也便于联系食宿和当地政府和媒体；再次，居住在凯里，车程距周边县也较近，生活水平一般，费用较低。在实际的调查之后，我们也发现我们的选址基本上满足了上述要求。

1．主题：关爱农民工留守子女，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宣传对象：凯里市市民，通过媒体的报道进而对整个黔东南、整个贵州省、整个西南地区乃至全国产生影响

宣传方法：发放宣传单、宣讲和邀请市民在横幅上签名

宣传时间和地点：2006年7月22日，凯里市农行广场

2.调查对象：雷山县农民工留守子女现状

调查方法：访谈调查和问卷调查结合进行

调查时间和地点：2006年7月24日，雷山县丹江第二小学

3.调查对象：苗寨旅游资源开发与传统文化保护

调查方法：访谈调查和问卷调查结合进行

调查时间和地点：2006年7月24日——25日，雷山县西江苗寨和郎德上寨

以下为补充说明:

由于在开始我们就已经选定了主题，所以在确定地址以后再确定对象就已经很简单。内容包括宣传和调查两大部分。围绕宣传这一块，我们将地点放在凯里市市中心，凯里是黔东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7月下旬又赶上黔东南州50年州庆，便于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关于调查对象有这样一些补充说明：由于正值暑假，学生放假在家，无法集中，农民工留守子女由于缺乏管理，更是难以找到，我们只能选取一所具有代表性的学校通过座谈的方式搜集信息。我们所提前设计和印制好的调查问卷，也只能留在学校，等待学生开学返校后填写，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在苗寨的调查，按照带队老师的部署，我与2004级旅游管理二班的朱妤同学一组，深入到各家各户，许多苗族老人不会讲普通话，交流起来也有一定困难。

实践阶段

7月21日上午，小分队一行乘坐1037次列车由成都顺利抵达实践目的地——凯里。长途的硬座车消耗了小分队成员的大量体力，大家疲惫不堪，带队老师当天安排了休息。

以下是七天的行程安排：

7月22日：在凯里街头进行“关爱农民工留守子女，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宣传活动；调查金泉湖公园旅游资源的开发情况。

7月23日：参加黔东南州州庆活动，实地考察中国国家民族博物馆黔东南分馆，参观黔东南建州50周年成就展。

7月24日：走访雷山县丹江第二小学，了解农民工留守子女现状；前往世界上最大的苗寨——西江进行旅游资源开发、民族文化传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综合调查。

7月25日：前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郎德上寨，进行内容如同在西江的调查。

7月26日：在凯里休整一天，进行总结。

7月27日：乘坐长途客车由凯里至贵阳。

7月28日：乘坐N356次列车由贵阳返回成都。

以下简要的介绍我们的实践过程：

7月22日上午，我们在休整一天之后，带好事先印制好的宣传资料、横幅，挥舞着“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和“西南民族大学暑期社会实践服务团”两面大旗，从住地出发，前往凯里市中心的农行广场。在途中，我们采购好方便群众签名用的签字笔，联系好相关的政府部门和媒体。活动得到了凯里市人民政府的支持。抵达广场后，我们将印有活动主题“关爱农民工留守子女，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横幅挂好，小分队成员拿好宣传单，开始向沿路过往的市民宣讲关爱留守儿童、共建和谐社会的宣传主题，发放宣传单，并邀请市民们在横幅上签名，以表达对活动的支持。大部分市民认真倾听了我们的讲解，并在横幅上签名，也有部分市民根本不予理睬。在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贵州都市报》、《黔东南在线》、黔东南电视台对我们的活动给予了关注和报道，7月23日《贵州都市报》刊登了报道我们活动的新闻，并配发了照片。这条新闻很快被搜狐网、北青网等著名门户网站转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金泉湖公园位于凯里市东南小高山北麓，距市内三公里左右，是凯里最大的公园，由金泉湖、鼓楼、芦笙场、水上公园、民族度假村等组成。金泉湖大坝右侧有一座茶山，山顶有一座世界第二高的鼓楼，高30米、17层，是侗族建筑的奇迹。下午，为了磨练小分队成员的意志品质，带队老师决定让全体成员顶着炎炎烈日步行前往金泉湖景区。经过近一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我们顺利抵达目的地，在碧波秀水的湖畔，认真细致地考察了当地旅游商品以及景区管理等开发情况，完成了既定的调查任务。

7月24日上午，小分队全体成员驱车赶往雷山县丹江第二小学，调查农民工留守儿童的现状。此次活动，得到了中共雷山县委和雷山县教育局的大力支持。雷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与带队老师和小分队全体成员会面，关照我们的调查行程，雷山县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则一直陪同我们完成调查。在雷山县丹江第二小学，我们认真参观了学校的校舍环境和教学设备，并与两位校长座谈。通过两位校长的介绍，了解到了该校留守子女在经济状况、家庭环境、心理状态、在校表现等各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以及政府、社会和学校对农民工留守子女的一些帮扶措施，并得到了该校《初小“弱势儿童”普查表》这样了解和研究农民工留守子女的第一手材料，对包括农民工留守子女在内的中国农民工问题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为撰写社会实践报告积累了大量素材。带队老师和小分队成员还就其他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同校长进行了交流。交流结束后，带队老师还与校长交换了联系方式，承诺将完成后的社会实践报告以电子文档的形式发给学校，以供参考，同时将拟制好的《农民工留守子女调查问卷》留在学校，委托校长在开学后交学生填写后寄回成都。校长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请求。

在走访调查中，我们对外出务工家庭的留守儿童问题感受更为强烈，我们所听到的评价分析，典型的案例都让我们心情沉重。正所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短短的几天社会调查，使我们对农村农民特别是农村教育有了全新的印象，对我们调查的主题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和认识。这些体验将让我们受益一生。

在经历了几天的主题宣传和走访调查以后，按计划我们的农民工留守子女的调查基本结束了，24号下午团队驱车分别来到位于雷山县境内的西江苗寨，进行旅游资源开发、民族文化传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综合调查。西江是全世界最大的苗寨，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按照团队的统一安排，我与2004级旅游管理二班的朱妤同学一组，深入到苗寨的大小村落里与当地居民进行访谈。我们采取灵活的方式，走访了包括旅游接待户、没有参与旅游接待的住户、旅游商品经营者以及游客，收集了大量苗寨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的信息，并根据所收集的信息完成了手中的《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现状调查的问卷》。25日我们按照预定计划驱车赶往郎德上寨。它是一个原生态的民族博物馆，曾经接待过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与朱妤继续深入苗寨进行与昨天内容相同的调查，并向旅游接待户做了关于防火安全的宣传。

在调查过程中，我也亲身体验到了传统与现代激烈的冲突与拉锯，认真思考了古老的苗寨在市场经济新形势下的未来发展。

后期结果分析

在返校后我们对搜集到的资料和信息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写成了调查报告。具体内容将在下面的调查结果和分析中提到。

成果推广工作

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我们的宣传和调查工作可以在这个问题上给社会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可以让社会理性的对待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但是关键的问题是要让社会了解我们的宣传和调查，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农村留守儿童的真实情况，才能引起社会效应，才能有助于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为此，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与媒体沟通，希望能通过媒体合作报道我们的宣传和调查活动。

我们合作伙伴是在贵州全省拥有巨大影响的《贵州都市报》，在宣传活动期间，我们主动与该报驻黔东南的记者站沟通，说明了我们的目的和安排后，他们很爽快地报道了有关我们开展活动的新闻。新闻在当地民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搜狐网等著名门户网站的转载更是形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在报道刊登出之后，我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和群众的更大支持，为活动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

我们计划在以后继续联系媒体推广我们的活动情况，同时在校内媒体上报道我们的实践成果，让更多的人关注农村留守儿童，让更多的人关注大学生社会实践。

实践成果

在出发之前，我给自己定下了几个目标，首先是锻炼自己的吃苦能力和团队精神，发扬志愿者的精神，努力的做点实事，呼吁全社会参与到关爱留守儿童这一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的公益事业；其次是认识了解留守儿童，对留守儿童的现状有个完整的认识，深入了解留守儿童的困难，观察改革开放给苗寨带来的变化，关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最后也是我的主要任务，做好我们的调查主题，全面深入的了解这个问题的真实情况，写出一份优秀的社会调查报告，给出可行的解决方案。下面，我想就这几个目标说说自己的实践成果。

历练

贵州之行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改变，表现在外的就只有变黑的脸和变瘦的身体。印象中流汗已经不算什么了，有几位女生中间有晕车的症状，但是她们都坚持下来，没有掉队。我们小分队队员和带队老师，连续作战一周多，没有一个人请过一次假。我们都深感责任的重大，我们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圆满地完成既定的实践任务。

说实在的，实践完成后大家都说没什么困难，一帆风顺，实际的细数起来，还真的有些困难，只不过我们没把它们当困难而已。

由于正值黔东南州庆，旅店十分紧张，何鸿把我们安排在她的家里居住，自然给她家添了不少麻烦。女生二三个人一间小屋住在二楼，男生则到三楼打地铺。天气很湿热，整层楼只有一个卫生间，外加二楼的一个，每天晚上我们轮流洗澡，洗衣服，从八点开始一直到十二点还有人在洗。吃饭大家也很小心，生活费都是精打细算的。

在凯里进行宣传的时候，多数市民比较配合，也有部分市民冷眼相向，不予理睬，甚至还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大家都没有在意，坚持向过路的市民宣讲关爱农民工留守子女的意义，最后顺利完成了任务。

对学校的访谈情况要好很多，地方党政领导和学校校长，都能够理解我们的目的和意义，都很配合。我们的车是郭芸的大伯从医院派的救护车，坐起来不是很舒服。乘车外出的时候彭程等一些同学有晕车的倾向，我们还得顶着烈日转换战场。

总的来说，事前的充分准备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把困难降低到了最小最少，而我们也因为事先做好了吃苦的准备，所以最后下来，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困难，但是心里都清楚，苦我们都能吃，我们不是陶瓷娃娃。

宣传和调查的顺利完成，这要归功于我们的计划条理性和时间安排合理性，更要归功于我们的团队合作能力。宣传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是10份宣传单，一段时间之后，效率比较高、沟通能力比较强的队员主动替队友分担任务，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与校长对话的时候，带队老师首先与校长寒暄，拉近宾主之间的距离，使小分队收集到了大量关于留守儿童的材料；在苗寨，我们分成8个小组分头行动，用拉家常的方式取得住户对我们的信任，

直面农村教育

抵达雷山的前一天晚上，小分队开了一个准备会。带队老师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去的不是最差的地方，但也能见到一些足以使我们流泪的场景。但当第二天我们到达雷山县丹江第二小学的时候，见到的却是一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现代化的学校。学校坐落在寨子之中，校舍宽敞明亮，设备齐全，教学楼入口处贴着教师照片和基本情况的彩纸赫然在目。与校长的座谈解开了我们的疑惑。由于党和政府非常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学校的改建适逢1998年启动“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的契机，得到了世界银行贷款的支持，诸如乐施会这样的慈善机构也给了学校大量经济援助。苗族人民重视教育的传统更是令我们感动。校长说：走进我们任何一座寨子，最好的建筑都会是学校。我们所调查的对象固然是我们社会做的不够的东西，但看到了光明的一面，也同样让我们感动，也同样能够引发我们的思考，带给我们对未来更多的信心。当然，我们从学校那里，还是了解到了留守儿童生活现状的一系列问题，据校长介绍，学校共有36个留守儿童，很多孩子的家离学校都有几十公里之远，父母不在身边，都要靠班主任老师关心和照顾。他们普遍比较内向，性格孤僻，精神面貌差，学习不上进，心理压力沉重，有被抛弃和被疏远的感觉。父母只在春节时回家，平时也无法与他们联系，反馈给学校的信息也比较单一，使他们更为难以管理。学校把包括留守儿童在内的“弱势儿童”（父母双亡的“孤寡儿童”、父母一方死亡的“单亲儿童”、父亡母改嫁的“守家儿童”、父母都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和父母残疾并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儿童”）都登记在册，进行动态的管理和帮扶，其中留守儿童占的比例最大，占全部47名“弱势儿童”的76.6%。有一个留守儿童甚至还是“单亲儿童”。根据校长提供给我们的《初级小学“弱势儿童”普查表》的情况表明，留守儿童大部分分布在响楼、大脚雄、郎当、羊排、西牛塘这些离学校较远的村子里。校长特地提到一个靠堂叔照顾的姓潘的水族留守儿童，在语言沟通方面存在很大问题，普通话始终不能达到要求。针对这种情况，学校和社会各界都从各个方面努力关照这些留守儿童，学校从经济上帮助一些贫困的留守儿童，班主任主动找他们谈心，中石化集团提供了名为“春蕾资助”的经济援助，每个月有200元的资助，共惠及6个女童，支持她们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直到初中毕业。了解到了农村教育的落后，了解到了农民的艰难，这些都不能不对我们的心灵有所触动。

触摸苗寨

离开雷山二小前往西江苗寨的公路崎岖不平，一路上山势险要，汽车在悬崖边小心翼翼地行驶。中午的时候，我们在一座高山上停车休息，远远望去，对面的山坡上，布满了黑色的屋檐，从山脚一直爬到了山顶，梯田层层叠叠地排列在空阔的地方，整座村寨气势雄伟。带队老师说，我们已经来到了世界上最大的苗寨——西江。

西江，在苗语中有几个不同的叫法“仙祥”、“鸡讲”和“鸡江”，意思是“西氏族的田坝”，它是苗族第五次大迁徙的聚集点。传说几千年前，苗族的祖先蚩尤有三个儿子，西江苗族就是蚩尤第三个儿子的根骨，蚩尤同黄帝打仗后落败后，就让苗族率领苗族离开以前的平坝子，到深山腹地安营扎寨，繁衍生息。西江苗族的祖先就是那时迁徙到这里的。现在，西江苗寨共有1285户人家，因此又被成为“千户苗寨”。中午我们小分队一行在一家住户用餐。桌上的鸡肉、鸡蛋以及米饭，再加上主人一边唱歌一边敬给客人的米酒，对于我们这些久居都市的城里人来说，无疑是释放压力感、孤独感、紧张感和隔膜感的最后的“乡村大餐”。午饭之前，两位带队老师给我们讲述了调查应该注意的问题和应该掌握的技巧和方法。午饭后，我们便踏上了入户调查的行程。分组调查之前，我们几个人便在路边访谈了一位中年男子，他家就是镇上确定的旅游接待户。他很健谈，普通话讲得很好，据他说，自己在外面当过兵，见过一些世面。告别他的时候，他听说我是导游，还亲切地握着我的手，欢迎我下次到他家去住，令我很是感动。随后，我和同我一组的朱妤往高高的寨子深处走去，开始入户调查。西江苗家的住所是建在斜坡上的木屋，有三层高，是典型的半边吊脚楼。楼基用青石块、鹅卵石垒砌，底层是粗大的杉木柱脚，柱间设以围栏，悬山顶屋面，覆盖小青瓦。一层圈养牲畜、存放生产工具和肥料；二层居住；三层为粮仓。居室前沿为走廊，廊边设有齐腰弧形木栏杆，栏下设有长凳，供夏天乘凉、小憩和妇女挑花刺绣坐用。居室正中为堂屋，空间开阔，正壁上装有香台、旋转牛角祭祖，两侧位卧室，壁板用桐油涂抹，铮亮光洁。屋后建有晾禾架和谷仓，房前铺着青石路，种着一颗大枫树。枫香树是苗族的神树，在苗族的古歌中，有专门的《古枫歌》。这里，流传着一个美丽的故事，妞赏妈妈（神）生出枫树种到犁耙大地，栽枫香树，砍枫香树，树心生出蝴蝶妈妈，蝴蝶妈妈生出十二个蛋，演变成了世间万物。在苗族，老人去世以后，还要用枫香树叶烧的水，洗净身体。

我们所走访的羊排村是西江镇旅游开发较好的村落。我们访问的第一家住户没有参与旅游接待，家中陈设比较简单，老人不会讲普通话，让她还在上高中的儿子回答我们的问题。墙上贴了一些明星的照片还有他自己的美术作品。他表示没有参与旅游接待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家里人手不够。朱妤一直鼓励他坚持自己的爱好，画出更好的作品，顺利考上大学。第二家住户是旅游接待户，同样是不会说普通话的老人让她高中毕业的儿子来接受我们的访问。他认为旅游开发的不足在于交通的不方便和政府的不重视。在我们的邀请下，老阿妈愉快地和我们合了影。我们还访问了一些旅游商品的经营者。总体来说，多数苗家支持旅游的开发，享受到或感应到了旅游开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意义，也有部分苗家认为旅游开发破坏了生活环境和影响了生活方式。总体来说，西江苗寨仍然保持着淳朴的民风和原生态的民族文化特色，这里的旅游开发刚刚起步，并没有影响邻里关系，增加邻里冲突。据说，参与旅游接待的住户会越来越多，西江作为一个景区以后也要收取门票。可能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将见到一个与现在完全不同的、面目全非的西江。傍晚，我们与千户苗寨依依不舍地告别。

次日我们从凯里出发，赶往郎德上寨。路上有一条河一直跟随着我们，名字叫做“巴拉河”，河水清浅，河底铺满了鹅卵石。我不时把头探到车窗外，呼吸着沁人心脾的清新空气。40多分钟后，我们来到了郎德上寨。它依山傍水，四面群山环抱，整个寨子掩映在绿林青蔓中。寨前一条弯弯的河流静静地流淌着，河上的风雨桥傲然挺立着。进寨之前，按照苗家的风俗，是十二道拦路酒。带着米酒的醉人香气，我们走进了寨子。村支书告诉我们要立刻到芦笙场去看演出，演出很快就要开始了。穿着节日盛装的小孩子沿着通往芦笙场的小巷子向我们推销着旅游纪念品。芦笙场是山下的一块用鹅卵石铺成的开阔平地，上面有仿古代铜鼓面十二道太阳光芒和飞奔的骏马的图案。主持人为非常流利和标准的普通话为我们报幕。能歌善舞的苗家人在这里为客人献上了芦笙舞、集体舞、铜鼓舞、板凳舞等丰富的民族歌舞。演出节目的苗家姑娘头戴长长的银角，项挂闪亮的银圈，胸佩巨大的银锁，背悬薄薄的银片，手戴银镯，足缠银链，全身华丽精美的银饰，手拉着手围成一圈。可爱的小孩子和饱经岁月沧桑的寨老也表演了节目。郎德上寨是一个原生态的民族博物馆，接待过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芦笙场上还竖立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演出结束以后，小孩子们聚拢上来，向游客叫卖着各种各样的纪念品。我们还是按照前一天的分组深入各住户进行调查。我们调查的第一户的主人是一位旅游商品店的女老板，她对郎德的旅游开发的现状非常满意。我们还沿路采访了几个小孩，从她们的口中我们得知，她们到芦笙场去演出是村里统一安排的，每次出工都要记工分，然后根据工分多少计算经济报酬，而她们并不愿意穿着满是银饰的沉重的民族服装去演出，她们喜欢的是自己这个年纪应有的玩耍和嬉戏。我们访问了几个旅游接待户，他们也都无一例外地参与到了芦笙场的演出活动中，家里的多数都是老年人和妇女儿童，青壮年劳动力多数都外出打工去了。我们还采访了几个国内和国外的旅游者，他们或是学生放假之余或是工作之余来到这里感受苗族的独特文化，放松心情来的。总体来说，郎德上寨参与旅游接待的程度较之西江，可谓是大大高出了，他们的生活水平自然也领先了西江很多。很多人家都拥有现代化的家用电器。他们固然顾虑到自己风俗传统和生存环境受到外界的侵袭和影响，但他们更关心的却是更多地吸引游客、改善基础设施、政府的更多扶持这些能促进旅游发展、产生经济效益的具体问题。与西江相比，郎德上寨的旅游开发显然更为成熟，商业气息显然更为浓厚，与外面世界的距离更加靠近。他们的歌舞表演按照每个团队500元一次的标准收费，民俗陈列馆按照每个团队20元一次的标准收费，他们对经济回报的量化无疑是清晰和明确的。苗寨的变迁引发了我一系列的思考。

深入调研

关于我们社会调查的主题：农民工留守儿童的现状，我们展开了全面而详细的调查。

经过我们全方位的调查分析，数据和访谈资料证明：农村外出务工子女的教育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

负面影响上，首先是表现在很大一部分监护人监督不力，导致孩子个性散漫，习惯不好，学习态度不端；同时父母外出让孩子失去了父爱和母爱的呵护，让他们出于一种隔代教育的环境中，产生了孤僻的个性，部分孩子甚至存在心理和道德缺陷。

正面的影响，父母外出让孩子更加独立和自主，如果引导和教育合理，可以让孩子更加懂事自律。同时使孩子在心理上比同龄早熟。

但是，从我们的调查来看，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正面影响。一方面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父母外出对孩子教育的影响，另一方面，农村知识水平较低，大多数人的教育方式和方法有待该进，也加剧了影响的负面效应。

整个社会对此有一定的认识，但是看法过于刻板化。哪怕是同为同学，对于他们身边的父母外出的群体也没有正确的认识。这是我们调查的最大发现，即与他们共同生活的群体对他们在客观上存在偏见。留守儿童在学校里总体表现不佳，自然是他们内向、压力大的缘故，而这种被抛弃感和被疏离感直接来源于周围同学的歧视。

许多留守儿童，由于心理孤单和监督不力而放任自流，性格孤僻，精神面貌不好，学习不上进，表现为人们眼中的“坏孩子”角色。

在父母外出务工后，农村普遍盛行的是隔代教育，爷字辈的带孙字辈的。调查发现，即便不论隔代教育和父母外出的因素，农村的教育仍然很有问题。主要表现在教育方式和方法的落后。在加上父母外出和隔代教育的因素，我们总结存在以下问题：

1、监护人监督不力，因为是隔代教育，大部分爷字辈的老人都有溺爱的毛病。加上怜惜他们“没爹少娘”的因素，更加娇生惯养。有些监护人在亲属关系上教为疏远，不敢管也不想管。

2、教育方式不对，还有人信奉不打不成才的观念。

3、情感交流太少，大部分外出务工的家长最多一年回来两次，多数家长没有移动电话等通讯工具，电话交流也不多。父母与孩子的交流太少导致孩子的家庭观淡薄，心灵上得不到应有的慰藉，最终导致道德观的缺失。

4、缺少与学校的沟通，调查表明大部分家长很少主动与学校沟通，学校与家庭缺乏很好的配合，各自为政。家长每年反馈给学校的意见大同小异，缺乏动态的、客观的、真实的对自己子女的评估

综合以上结论，我们给出几项针对性的建议。

1、学校继续加强对父母外出学生的管理，对那些留守儿童要予以登记，安排周末的活动。并给予更多的关注。

2、社会舆论要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引起公众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但也不要过多地强调留守儿童的弱势群体地位，要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创造宽松的环境。

3、政府教育部门可以结合学校举办家庭教育讲座，提高家长的教育水平，鼓励家长与学校联系，做到学校家庭同步提高，各发其力，解决好未成年人的教育问题。有条件的学校应该经常召开家长会。

4、学校政府要客观地向外出务工的家长介绍父母外出对未成年人教育的影响，并倡导科学的家教方式。

5、学校要向学生说明父母外出务工学生群体的真实情况，消除“刻板印象”，引导他们积极参与班级活动，与同学交往，建立正确的交际方式。消除他们心中的孤独感，引导他们建立正确的生活习惯和学习态度。

6、外出务工的家长要多于孩子交流，多与学校沟通，及时了解孩子的动态。有条件的安排孩子去工地探亲，尽可能的让孩子理解父母外出务工的苦衷，并且支持他们外出务工。

7、家长要学习更多的教育知识，端正教育方式和方法，提高教育水平。科学地教育孩子。

关于在西江苗寨和郎德上寨的两天调查，我结合自己所学的专业背景知识，有以下的思考和体会：

经过外界文明的洗礼，古老的苗寨开始向现代文明的方向迈进，象征着他们原有传统的服饰、习俗、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正悄然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持守与变迁、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正在千里苗疆的大地上激烈地碰撞着。很多人惊呼人类疲惫心灵的最后家园已经失去，心灵的圣地已经被商业化的浪潮所污染。但正如我们对北京四合院的改造一样，作为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无比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以及承载着传统的物质载体，但我们不能忽视老百姓摆脱贫困、追求富裕生活的呼声，呼吁原样保护和强制拆迁一样是近乎残忍和不负责任的。一个民族选择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又怎样去面对未来，都只能由他们自己来选择。每个人、每个民族都有决定自己生活方式、追求生活质量的权利，我们不能也无法以外力来强迫他们改变自己的风俗和习惯，也不能也无法把外界的观念强加给他们。传统文化的保护，不能脱离对民生的关怀。哪些文化该继承，哪些文化要消亡，只能取决于文化主人本身的选择。

西江和朗德上寨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传承传统文化而又不排斥发展的思路。作为原生态的民族博物馆，它们不用专业人员，而让村民自己来管理，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进行整体保护，把物归还到人文环境中去。按照世界博物馆学会主席马丁·施尔的说法，这样推演下去，只需发展成一种文化活动而不需要博物馆。从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等现代化标准来看贵州，贵州无疑是落后的，但也正是这种“落后”使贵州成为了上述生态博物馆理论最好的试验田。贵州对这种先进的文化生态理论实实在在的成功实践，也是“落后”带来的优势。明朝的刘伯温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我期待着若干年后依然能看到贵州绚烂多姿的民族文化和丰富的自然景观，放射出胜过江南风景的风采。

回报社会

大学生是社会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的本质目的应该是服务社会。在实际调查过程中，我们时刻注意用我们力所能及的方式为我们的社会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

为了让我们的调查结果有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让社会关注农村留守儿童。我们特别注重社会宣传这一环节，在活动期间，我们联系了《贵州都市报》、《黔东南在线》、黔东南电视台，报道了我们活动的情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很多人表示看了我们的新闻报道很有启示，并且认同实际社会中这种社会问题已经很严重。

我们还将把调查报告发给政府部门和学校，他们都表示将认真阅读我们的报告，并感谢我们为黔东南的教育做出的贡献。

后期我们还有一些工作将陆续展开，我们要继续在媒体上宣传我们的调查结果，并在校内采用展板的方式宣传我们的实践活动，鼓励更多的同学参与社会实践，为社会作贡献。

所有的这一切，只是为了一个初衷，我们希望我们团队可以通过这次社会实践的机会为社会做点什么。我们的力量很微小，我们的能力也很有限，但是我们有一颗为社会奉献的心，保持这样的一颗心，作一名优秀的大学生，做一名优社会责任感的大学生，这才是这次社会实践的本质意义。

小结

这次社会实践活动，总体来说很成功。

首先，我们在短短的七天时间中，真正的认识和了解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此之前，我们得脑海中关于贵州的印象，那就是美丽的山，清澈的水，善良而又贫穷的农民们渴望的眼神，还有电视中看到的老黄牛，破落的瓦屋。而在七天之后，，看到了崭新的柏油路，看到了印象中找不到的汽车摩托，看到了整洁先进的学校，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苗寨在物质和思想上的巨变。我们感受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我们干枯的心灵被一个个鲜活的风景和面孔所激活，我们的思考更加开阔、成熟与理性。

其次，我们锻炼了自己，考验了我们的意志。十天的艰苦奋斗，没有一个人说一句怨言，没有一个人请过一次假，哪怕是晕车和中暑。我们用自己的行动骄傲的说，我们是有社会责任感，有吃苦耐劳的能力和决心的优秀大学生，我们不是“垮掉的一代”。

最后，我们胜利的完成了我们的主题任务：调查农民工留守子女的问题和苗寨旅游资源的开发情况。调查过程中我们遇到过很多困难，也收集了很多的真实资料，我们充分发扬了团队精神和分工协作意识。齐心协力，集众所长，做出了我们能够做出的最好的调查报告。

我们用我们力所能及的方式帮助每一个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我们用满腔的热诚期盼更多的人关注留守儿童这个需要关注的群体，我们试图让社会更加理性地去看待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我们试图用我们的方式贡献社会，我们收获很多，尽管我们做得很不够。

2006年8月

鸣谢：

以下个人和单位为我们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很多无私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排名不分先后）

黔东南州外事侨务办公室、凯里市人民政府、贵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凯里一中、黔东南民族高级中学、中共雷山县委、雷山县教育局、雷山县丹江第二小学

高科技的产品、技术……等我们都可以拿来就用，发达国家的硬件我们10年就可以学会他们前50年的总和，但别人的教育理念呢，软件方面的东西呢？思想的东西呢？我看就不可能那么快得吸收得了，消化得了。（中国的城市越建越新潮，可市民们的道德素养却没那么快地跟上，甚至有所倒退，就是例证！）所以技术不管怎么革命，怎么先进，做为教育者，我们都要去研究这些先进技术能为我们的教育方法带来哪些改变，怎样利用信息技术切实地优化我们的教育过程，如何转化为学生终身受用的能力。

商业地产

美力三采投资管理

您好！

我是吉林大学的一名学生，我想向您反映关于研究生考试作弊一事，我们吉林大学新民校区这里有好多同学正准备在今年冬天的研究生考试中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传答案作弊，研究生考试作弊屡见不鲜，屡禁不止，实为一祸害啊！希望您能联系教育部的官员，尽一份力。谢谢您！

你好!今天看到你的这篇文章,真的是非常精彩.做为一名正在从事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教学与管理工作的年轻人,看到之后感触颇深.感触一是信息技术与教育的交融给我们带来的希望与承诺.作为一名信息技术教师,我深知信息技术对现代教育的重要性,他是能极大地提高学生兴趣与学习效率的.感触二是推进信息技术教育任重道远."由于缺乏资源和教师的引导，小学的电脑技术课主要在教学生打字和玩游戏，中学大多数在忙于应付考试。对运用新技术的效益及其产生的负面效应，已经引起了家长、社会甚至政府部门的关注、忧虑、甚至抨击。这是我们应该要总结和反思的问题。"我认为,更多的是应该是教育培训学校的管理者与决策者的意识。从我从事这五年来工作的感受。我们信息技术老师都能够认识到信息技术给教育带来的变革．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变革中去．我们也深深地知道该如何去做，目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得不到有效的支持．原因是许多学校的管理层与决策层认为这个只是小学科，这个只是招生的一种手段，常规教务工作高于一切．

您好！我是《科学课》杂志的姚忆江，首先非常感谢您上次接受我的采访。

近段时间，温家宝总理多次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其中邀请您参加，因此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

温家宝总理对教育有什么指导性思想？

您在参加会议后有哪些感受？

期待您的回复，谢谢。

文革前的中国，宇宙学——研究宇宙而竟然成为一门学问，多数人闻所未闻。关于什么是宇宙、它有什么性质这样的问题，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都已经准备好了现成的答案，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宇宙就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客观世界，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的。其他的理论都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苏联从三十年代起就开始谴责相对论宇宙学，１９４９年后的中国沿袭了这个立场，使得宇宙学成了一个禁区，甚至不承认宇宙学是一门科学，把英文中的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一词译成宇宙论而不是宇宙学。

我们还是从１９６５年说起。这一年，彭齐亚斯和威尔逊的观测宣布了宇宙背景辐射的存在，使得大爆炸宇宙论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同一年，七亿中国人民正在伟大领袖带领下，一步步走向另一类“大爆炸”——“精神原子弹”的大爆炸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年六月后的一段时间里，所有的科学刊物，普及的和专业的，都不再刊载科学的文章，而是转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文章。几个月后干脆全部停刊，科学完全让位给了“革命”。如果说还有一点跟科学有关的事物，那就是在１９６８年，文化革命进入所谓“斗批改”阶段，北京出现了一个“批判相对论学习班”。

关于这个学习班，纽约市立大学的胡大年教授在其《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中，有详细的回顾：“１９６７年末，湖南醴陵的一名中年数学教师周友华，来到北京宣讲其题为‘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的论文。该文根据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导，批判了物理学中的场论，尤其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当时掌握中科院权力的革委会“认为周友华的文章在政治上是正确的，是应当支持的‘新生事物’”于是，一个名叫“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小组，于１９６８年３月在中科院正式成立。学习班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是北京航空学院的教师，毛泽东的女婿孔令华。相对论是他们认定的“资产阶级理论”的典型代表。因此，这个学习班也被人们简称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他们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的严重错误就是目前阻碍自然科学前进的最大绊脚石之一”，因此“（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自然科学才能前进，新的自然科学理论才能建立。舍此，就不能把自然科学理论推上一个新阶段。”“１９６９年秋，这场批判运动由于陈伯达（１９０４－１９８９）的亲自支持而得到了重大的推动。”按照陈伯达的计划，“科学家应该批判爱因斯坦，艺术家必须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开始，他们主要的批判对象是相对论中的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等，同广义相对论密切相关的宇宙论，无论大爆炸还是稳恒态，还不在他们的批判视野内，很可能是因为根本没有听说过。第一次在批判中提到相对论中的宇宙理论，是在中国科学院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３日的一次会议上。那是一次奉陈伯达之命召开的特别会议，邀请一些科学家来审查由“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所撰写的、预定在１９７０年１月《红旗》杂志和《中国科学》上发表的文章“相对论批判”。出席会议的有“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成员，以及著名的中国资深科学家如竺可桢、吴有训、周培源和钱学森等。据《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记载，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就是量子场论专家何祚庥。何赞成批判爱因斯坦，并声称，‘批判爱因斯坦不（应）限于相对论’，实际上‘有四大问题’须要批判。他认为，批判爱因斯坦不仅要批判相对论中的‘相对主义时空观’，还须批判‘统一场论’、‘宇宙有限论’，以及爱因斯坦否定量子力学的某些观点。”——这是记录在案的中国最早的对于爱因斯坦的宇宙理论的批判言论。

至于那篇“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所撰写的文章《相对论批判》则没有通过审查，因为众多科学家都持不赞成态度，包括何祚庥也不同意文章中所谓“相对论的两个大前提并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的说法。该文后来只能刊登在一份名为《相对论讨论》的刊物上。这是１９７０年在陈伯达的推动下，中科院成立的“相对论批判办公室”负责出版的刊物。该刊物的第一期还刊登了一篇署名“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的文章，题为“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文章说，“爱因斯坦就是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又说“相对论的组成部分是：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形而上学的宇宙论（和）神秘主义的方法论。”。这个“上海理科批判组”是当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班子的一部分，主要由文汇报记者、复旦大学的物理、哲学、历史教员组成，经常用“李柯”这个笔名发表文章。上海人做事比起北京来更有“专业性”，他们动员物理系的教授翻译外文资料，为他们的批判提供靶子。他们把相对论的宇宙论扣上“形而上学”的帽子，看来已经从国外的资料中嗅到了一些可以作文章的材料。

１９７０年八月，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毛泽东批判而垮台，他支持的北京的批判相对论运动从此消退下去，那个学习班的有些成员开始了对相对论的研究甚至转而为相对论辩护，这些人被“上海市理科革命批判组”视为“叛徒”。上海人的后台张春桥和姚文元在庐山会议大获全胜，他们从此成了批判相对论的主力，直到“四人帮”垮台为止。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以批判林彪的“极左”为口号，逐步恢复出版科学刊物，其中最早的是一本叫做《物理》的杂志。１９７２年《物理》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关于标量—张量理论中含物质及黑体辐射的宇宙解”，作者是中国科技大学的讲师方励之。毫不夸张地说，这篇文章是中国进入相对论宇宙学研究领域的开端——而且是在文革这样极左的年代！然而在当时，它的发表却让“上海理科批判组”有了最新的攻击目标，因为该文所支持的大爆炸宇宙论直接与辩证唯物主义有关宇宙无限的教条相抵触，因而被认为是反动学说。《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说：“方励之公开支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大爆炸宇宙学，激怒了‘上海理科批判组’和其他正统马克思主义批判者，他们组织了一场批判方励之及其支持者的运动。从１９７３年初至１９７６年秋，在全国性的报刊和学术杂志上，至少有３０篇文章针对大爆炸理论或方励之的论文做了批判，其中许多批判文章出自‘上海理科批判组’。……（１９７５）年秋，方励之及其同事们得以发表一篇回应批判的文章。在这篇题为‘河外天体红移是可以认识的’的文章中，方励之认为，‘无论大爆炸理论正确与否，射电天文学等最新进展已使得宇宙学成为一门实验科学，可以通过通常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哲学讨论来研究’。”

这个话题也许应当从介绍一点宇宙演化理论的历史说起。爱因斯坦在二十世纪初提出广义相对论时，发现他由此建立的引力场方程数学上没有稳定的解，这意味着我们的宇宙是动态的，要么收缩，要么膨胀。这样的结果今天看起来容易理解，因为在宇宙这样大的尺度上起作用的力只有引力，没有别的力量与之抗衡。就好比一颗抛在空中的石头一样，在地球引力场中，它要么上升，要么下落，不可能停留在空中。不过在当时，动态的宇宙同人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永恒的星空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以致连爱因斯坦这样不受成见束缚的人都觉得难以接受，于是他给他的方程加了一个常数项来强迫宇宙稳定下来。只是后来，经过若干学者的工作，如二十年代苏联的弗里得曼（Ａ．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ｎ）等人，以及天文学方面的发现，爱因斯坦才意识到：膨胀其实是我们宇宙的真实的现状，自己当初加的常数项实在是多此一举，爱因斯坦称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失误。天文学发现中最重要的是１９２９年美国的天文学家哈勃（Ｅｄｗｉｎ　Ｈｕｂｂｌｅ）根据对大量遥远的银河系外的星系的观测，发现他们都在远离我们而去，即所谓的河外星系光谱的“红移”现象，而且远去的速度正比于它们同我们之间的距离，而这正是宇宙处于膨胀之中才会有的现象，这就为宇宙膨胀提供了最初的明确证据。既然宇宙一直是在膨胀着，那么追溯到当初，它一定起始于一个点，是一次爆炸开始了今天仍在继续着的膨胀，就好比一颗在空中上升的石头可以追溯到最初被抛的那一刻，这就是所谓的“大爆炸”宇宙论。虽然如此，“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人类几千年来的经验共识并没有轻易退出人们的头脑，仍然有一些学者不相信宇宙起始于一次爆炸，他们根据各种不同的物理上的原理，甚至不惜创造新的理论来解释哈勃看到的红移现象，这些理论被人们统称为稳恒态宇宙论。“大爆炸”和稳恒态理论双方都有一些有地位的学者支持，一时谁也说服不了谁。

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流亡美国的苏联科学家伽莫夫（Ｇ．Ｇａｍｏｗ）和他的合作者阿尔弗（Ｒ．Ａｌｐｈｅｒ）和贝特（Ｈ．Ｂｅｔｈｅ）从研究中认识到，如果大爆炸理论是正确的话，早期的宇宙应当是处于高密度状态，并且为极高温度的辐射所充斥。那么除了哈勃看到的膨胀之外，今天的宇宙中应当还残留着这种辐射。根据他们的计算，经过几十亿年（现在比较公认的估计是１３０亿年）的膨胀和冷却，当年那无际的光焰到如今已经只剩微微一丝暖气了——降到了绝对温度５度，也就是摄氏零下２６８度！这种辐射同当初一样仍然充斥环宇，我们的地球当然也沐浴在这种余晖之中，它应当来自所有的方向，因而称为宇宙背景辐射。１９４８年，他们在一篇题为“宇宙中元素之起源”的论文中发表了研究的结果，这样，他们就为大爆炸理论提出了一个可以证伪的预言——如果能找到这样的辐射，将是对大爆炸理论的极有力的证明，可以把稳恒态宇宙论逼进无法自圆其说的绝境。反之，那就说明大爆炸理论经不住观测的验证。

不过要测量这样的辐射谈何容易！绝对温度为５度的热辐射属于微波波段，测量这样低温的辐射困难之一是要排除掉各种可能的干扰，否则这些干扰产生的噪音足以把要测量的微弱信号掩盖掉。过了将近二十年，这样的不寻常测量设备才在新泽西州的贝尔电话实验室制造出来，它是一个长达六米的喇叭形天线，喇叭形状可以保证它朝向天空时屏蔽掉来自地面的噪音干扰。接收器的主要部件——波导管的一端则完全浸没在近于绝对零度的液态氦中，这就把测量部件本身的温度降到接近绝对零度（摄氏零下２７３度），使得仪器和线路自身的热运动产生的噪音降到最小。需要强调的是，这个设备并不是为了测量伽莫夫等人预言的宇宙背景辐射而研制的。事实上，伽莫夫等人的想法已经为世人遗忘。更何况，一个电话公司的实验室，是不会花钱去搜寻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的。宇宙背景辐射的发现者彭齐亚斯和威尔逊是射电天文学家，贝尔实验室雇用他们是为了研究来自太空的各种无线电干扰以改进无线电通讯，他们二人也完全不知道十几年前伽莫夫等人的研究工作。然而“歪打正着”，这样一台仪器却正是捕捉伽莫夫辐射的理想设备。

当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在１９６４年春着手用它来进行测量时，便发现了在微波段有一些出乎预料的噪音，而且显然不是由地球大气产生的，因为大气产生的噪音应当同大气的厚度，从而也同喇叭天线的指向有关，而这些无法排除的噪音却同方向无关。不仅如此，它也不随着日夜和季节的变迁而变化。彭齐亚斯和威尔逊为了排除这些无法理解的噪音进行了锲而不舍的努力，他们甚至怀疑鸽子在喇叭天线内留下的粪便是这些噪音的元凶，因而在１９６５年初把天线拆开，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理。然而所有的努力都不能消除这神秘的噪音。正在山穷水尽之际，彭齐亚斯转辗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皮博尔斯（Ｐ．Ｐｅｅｂｌｅｓ）不久前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指出，早期宇宙应当留下一些残余的辐射，它应该大约相当于绝对温度１０度左右，于是决定打电话去问个究竟。原来皮博尔斯正在普林斯顿教授迪基（Ｒ．Ｄｉｃｋｅ）领导下研究宇宙早期是否有残余的辐射留下的问题，十几年前伽莫夫等人在这方面的研究连物理学教授都没有注意到，他们又重新进行了一遍类似的推导，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只是关于残留辐射的温度有点出入。他们甚至已经建造了一台低噪音的天线，着手去测量这种辐射。然而这边的实验还没有做完，皮博尔斯就接到了彭齐亚斯打来　的电话，得知贝尔实验室那边测量到了一种神秘的噪音，经过讨论，他们一致得出结论，这挥之不去的噪音正是普林斯顿的研究组打算要寻找的辐射。他们决定同时向《天体物理学杂志》投送两篇论文。一篇由贝尔实验室的人执笔，宣布他们的发现；一篇由普林斯顿的研究组撰写，从宇宙学的角度解读这一发现。彭齐亚斯和威尔逊给他们的文章起了一的非常不起眼的标题：“４０８０兆赫处额外天线温度的测量”。他们在文中只是报告了对于天空噪音温度的测量同预期值不相符，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对这一结果作任何宇宙学意义的解释。只是说，本期中另一篇由迪基、皮博尔斯等人撰写的文章对此额外的温度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然而可以说，自从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稳恒态宇宙学就每况愈下、愈来愈没有市场了。十三年后，这篇“无心插柳”之作为他们带来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普林斯顿的研究组虽然是“有意栽花”，可惜晚了一步，同诺贝尔奖失之交臂。同样令人惋惜甚至不平的是，四十年代最初提出宇宙背景辐射预言的阿尔弗当时仍然健在，他是伽莫夫的研究生，也是那篇先是被人忽略而后来又声名大噪的论文的主要作者，竟然也被诺奖委员会所忽略。

然而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只测量了一个频率４０８０兆赫处的辐射强度，还不能说已经证明了那一定是当年大爆炸的遗迹。要进一步证明它确实是宇宙背景辐射，必须证明它是一种热辐射。证明的办法是测量它的整个光谱，以确定它具有热辐射特有的光谱——黑体辐射谱。而要得到整个光谱，就要测量在较大频率范围内的辐射强度，这在地面上是办不到的，因为地球的大气把很大一部分频率处的微波辐射吸收掉了，只有到大气层外面才能进行完整的光谱测量。因此马瑟和斯穆特等人在七十年代初就提出了用卫星把测量仪器送到大气层外的建议，这就是美国宇航局的宇宙背景探测卫星（ＣＯＢＥ）的来历。经过十几年的研制，克服了许多财政和技术上的困难，包括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失事造成的发射延迟，卫星终于在１９８９年十一月十八日上天。结果很快就送下来了，它的头九分钟的结果就毫无疑义地表明宇宙背景辐射确实是一种热辐射。当马瑟在１９９０年一月的美国天文学会会议上展示根据这一结果绘制的图线时，他受到了出席会议的人全体起立致敬，人们看到了科学史上理论预言同实验结果罕见的完美吻合。ＣＯＢＥ的研究人员还根据所得到的光谱确定了宇宙背景辐射的精确温度是绝对温标２．７２５度。ＣＯＢＥ卫星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研究宇宙背景辐射的“各向异性”，也就是测量它在各个方向上的细微变化。他们发现，宇宙背景辐射在各个方向上确实如预言的那样非常均匀，变化只有十万分之一。不过不要忽略了这细微的差别，它反映了宇宙在生成后不久的婴儿时期物质和能量分布的微小涨落，是我们的宇宙得以在日后发育出星系团，银河系、太阳系、地球这样一系列的结构的“胚胎”。可以说没有这种不均匀性，就不会有我们人类今天生存、繁衍的家园。所以，中国人熟悉的英国科学家霍金将ＣＯＢＥ卫星的发现称为“即使不是人类历史上，至少也是本（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现。”而诺贝尔奖委员会在它的颁奖公告中说：马瑟和斯穆特的工作标志着宇宙学开始成为一门精密科学。

第一个话题就是，今年分享诺贝尔物理奖的马瑟博士（Ｊｏｈｎ　Ｍａｔｈｅｒ）恰好是笔者工作所在的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空间飞行中心（Ｇｏｄｄａｒｄ　Ｓｐａｃｅ　Ｆｌｉｇｈｔ　Ｃｅｎｔｅｒ）的科学家。“诺奖年年发，今年到我家”，这给所有在这里工作的人多少带来一点“与有荣焉”的感觉，尽管得奖的科研成果是十年前就已经结束的一颗算不上大的卫星（ＣＯＢＥ）上得来的，参与该项目的人，包括马瑟本人，都已经转到别的项目多年。马瑟１９７４年到宇航局工作，从博士后当起，几十年一直没有离开过，可以说是宇航局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不是那种百万年薪聘来的已经成了名的主儿。而且这是美国国家宇航局成立近五十年来第一次有研究人员获得诺贝尔奖，为此飞行中心组织了两次有关的活动。就在宣布得奖后的第二天，飞行中心开了一个热烈但说不上隆重的庆祝会。会开得没有什么“规格”，所有工作人员都受到了邀请，为了多容纳一些人，会场撤去了椅子，周围桌子上放了一些香槟之类的饮料和糕点，出席的人们都随意站着，没有各部门领导带队进场。除了飞行中心的主任，没有其他领导“莅临指导”，也没有宣读任何上级领导的贺信——大概根本没有什么贺信，网上只看到马利兰州的参议员给马瑟本人的一封贺信。马瑟进场的时候手里高举着一样小东西，走近了才看清那是人人都须挂在胸前的出入证。想来他是用这个出入证来表达他对于飞行中心的感情，也表示他同大家一样都是这个大家庭里的普通一员。事实也是这样，中心的官方网站上，马瑟的头衔是：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空间飞行中心观测宇宙学实验室的资深天体物理学家（Ｓｅｎｉｏｒ　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ｉｓｔ），连实验室主任都不是，更没有教授、博导之类的头衔，尽管他是马利兰大学的兼职教授。会大约只开了一个小时。另外一次活动是在十一月二十一日举行了一场学术演讲会，据说是马瑟去斯德哥尔摩演讲的预演，包括答问，也是一个小时。除此之外，没有听说有别的庆祝活动了。

相对于中国人对于诺贝尔奖的热衷，美国人的态度简直可以说近乎冷漠。有人说美国得诺贝尔奖的人多，所以人们习以为常。笔者觉得原因不是那么单纯，美国的诺贝尔得奖人虽然多，一生两次得奖的人总不会多吧？查诺贝尔奖委员会的网页，在诺贝尔奖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在科学领域里两次得奖的人只有三人：法国的居里夫人（波兰裔），英国的桑格和美国的巴丁。就是这个约翰．巴丁（Ｊｏｈｎ　Ｂａｒｄｅｅｎ，１９０８－１９９１），伊利诺大学的教授，因为发明晶体管和建立低温超导理论成为美国独一无二的两次诺奖得主（分别在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７２年），有一段轶事足可令国人开眼：他老人家喜欢打高尔夫球，一位多年的球友，有一次问他：“约翰，你老兄是吃哪一行饭的？”——您看，美国人对于这样一位“国宝”级科学家竟然如此“有眼无珠”，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难怪入了美国籍的李远哲和杨振宁回到祖国后会感到无比温暖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人们说美国科学技术发达，是因为政府和人民重视，这种说法未必准确。由于国力强大，美国科研经费固然是比别国多，但政府为了节约财政支出而砍掉科研经费的事也时常发生，美国人也不像中国人那样经常把科学挂在嘴上，中小学生的科学和数学水平在世界上也属于下游，甚至有众多的人反对在学校中教授进化论，也不把许多诺贝尔奖得主联署的公开信放在眼里，一直闹到最高法院。笔者根据这些年在美国的观察，觉得科学和科学家在美国其实是属于边缘化的职业和人物，上面举的巴丁教授的遭遇便是一例。政府对于科学，与其说是重视，不如说是宽容与不干涉。这种边缘化的地位，反而给了科学家一个相对少受世事干扰的工作环境，使科学家能够比较沉稳地从事自己的职业。据说，中国当局现在开始重视整治中国学术腐败问题。笔者认为，学术腐败根子在于学术界在政治经济等外界因素干扰下的急功近利和浮躁，使这些非学术因素退出学术领域才是整治学术腐败之根本措施。

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技术不仅仅是实现我们现在的教育思想的工具，还是促使我们的教育思想发生变革的重要因素。技术已经改造着社会，改造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但教育的观念却始终未能与技术发展共同迈进。

在这里有我的一些思考，请指教。

质变与重构：教育的涅槃——同化还是顺应

http://www.infoedu.cn/blog/post/322.html

我是浙江大学维果茨基研究中心的梁秀娟。我是代表龚浩然教授和您联系，他因为年事已高，上网有些困难，网上的联络都是我来做的。龚浩然老师研究维果茨基已20余年，1998年成立了我国参加研究会，至今召开六次学术年会，2006年在浙江大学成立了维果茨基研究中心，这在国内还是首家。他正在准备明年莫斯科《非传统心理学中的游戏》研讨会的内容。

我发信到邮箱没成功，只能在这里留言了。请回信。我的信箱：bcxiao0681@sina.com,liangxj0904@sohu.com。 谢谢。

礼

浙江大学维果茨基研究中心 龚浩然 梁秀娟

Safety Journal）发表主编声明，认定2005年刊登在该刊上的一篇论文剽窃自日

本研究者发表于2003年的论文。剽窃论文的作者为中国科技大学火灾科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分别为陈晓军（讲师）、杨立中（教授）、邓志华（讲

师）、范维澄（中国科技大学原副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剽窃的论文：Chen Xiaojun, Yang Lizhong, Deng Zhihua, Fan Weicheng

〝A multi-layer zone model for predicting fire behavior in a fire room

〞Fire Safety Journal, 40: 267-281, 2005.

　　主编德莱斯代尔在声明中说（大意）：“我们注意到最近《火安全期刊》有

一篇陈××的文章，对日本学者铃木在一次专题报告会上所作的并最终被国际火

灾科学学会在第七届国际火灾安全科学专题报告会学报上发表的成果作了很少的

进一步的研究。铃木博士和他的同事们有理由关注到陈的文章本应该是一篇充分

的文章，但它却过多地重复了铃木文本里的内容，几乎是逐字的，并没有阐明他

的研究只是对铃木的研究结果作了很少的延伸。……陈的文章———可能更多地

接近铃木会议报告 ———来自于铃木的研究。好的科学实践应该可以指导陈对

铃木的研究作的修改提交一份短的通讯。如果一份科学杂志尊重科学界，它就不

能容忍对好实践的突破进行抄袭。很不幸在陈的文章刊登之前未被发现，作为主

编，我向《火安全期刊》的读者，并且向铃木博士和他的同事为此次失察而致

歉。”（http://news.sina.com.cn/c/2006-11-08/011010437857s.shtml）

　　学术造假本不是什么新闻，又不是第一次了。Chen Xiaojun是第一作者，范

院士不幸步顾院士后尘再蹈覆辙。院士又一次成为座上宾，不由得让人感觉郁闷

和可惜。中国的院士就这水平？动不动就让助手挂名给黑了！？

　　目前，尚未出现范对此事的任何反应。但是，不管他愿不愿意承担责任，既

然名字赫然在列，就不能以不知推托。那个讲师可是闯了大祸了，这么一帮人竟

然出自我们顶礼膜拜的国家重点实验室，风气如此，除了一声沉重的叹息，我们

草民还能干什么？！科技创新的前沿，竟然有这么一帮剽窃为生的蝇营狗苟之徒！

作为院士，出现如此风气，责任不可推卸！我们不知道在院士评审中有什么内幕，

起码我们知道能够荣任院士的，都是在学术上造诣很深的，都是在学术风气上站

得住脚的。既然陈讲师敢于顶风作案，而且署名当中不漏院士，也许可以说明，

他的剽窃决不是第一次。既然不是第一次，只能说明范院士对国际前沿领域了解

较少，在学术风气建设上着力不多，为助手蒙蔽，可悲啊！当然，也可能院士本

人不知道，那他罪过就更大了，你为什么不知道？御前会议上，难道你不说么？

不说不就意味着人家可以属你的名么？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尚且如此，其他的什么国家基金项目，什么部省级重点

实验室、重点学科会好到哪里去呢？我们国家领导人深刻意识到科技水平落后对

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制约，所以下定决心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

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决定科技投入大幅度增长，要加快培养高层次

创新人才，加强实验基地、基础设施和条件平台建设。用心良苦的同时，不知效

果如何，那将是何等的痛苦！

　　国家投入大把的银票，却雨打风吹花落去，没有产生多少创新成果，老鼠屎

出了不少。

没有想到与教育领导怎么近距离接触，真的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向您请教一些有关教育的问题。我将对教育资源的理解整理成《平衡教育》一文，希望能得到您的批评斧正。http://blog.sina.com.cn/u/4a2dcde9010005wn

告》”，深有同感。“十一五”无论863还是支撑计划，国家都投入了相当多的

资金，大部分在科研一线工作的同志都希望有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

实事求是的说，科技部在这次课题招标中确实也做到了公开，但缺少公正、公平。

比如教育部科技司发布的“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现代农村信息

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已经投标结束，该重大计划设置共性关键技术与系统研

发类课题7个，农村信息化技术集成与示范课题4个。其中前7个课题具体包括：

　　（一）农业生产过程信息化关键技术与产品研发

　　课题1、种植业生产过程信息化关键技术与产品研发

　　课题2、养殖业生产过程信息化关键技术与产品研发

　　课题3、速生丰产林生产经营过程信息化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二）农产品流通过程信息化关键技术与系统研发

　　课题4、农产品流通过程信息化关键技术与系统研发

　　（三）农村综合信息服务技术研究与应用

　　课题5、农村信息协同服务技术研究与应用

　　课题6、农业资源利用与管理信息化技术研究与应用

　　课题7、基层农村综合信息服务技术集成与应用

　　项目经费总预算20000万，其中拟安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经费8000万，其余

经费由承担部门和单位配套解决。

　　中国农业大学的朱教授是该支撑计划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而且也是课题1

“种植业生产过程信息化关键技术与产品研发”的主要忽悠人，该课题的经费是

800万。没想到在投标的时候只有中国农大一家投标，主持人也是朱教授。引用

“失望的人”的话：“可见背后究竟是怎么的黑暗和肮脏，也不符合大经费课题

必须有2-3家以上投标单位的基本认知。项目已经基本定下来了，但是还没有公

布，处于讨论期

　　作者：失望的人

　　这里有一则对科技部项目腐败的警告，不知道是否适合在这里刊登，具体事

件是这样的:科技部决定启动《综合风险防范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重点项目，

该项目已经通过专家论证(由北京师范大学某副校长忽悠出来的)。

　　分为以下八个课题：

　　课题一、综合风险分类与评价技术研究

　　课题二、综合风险防范的关键技术

　　课题三、综合风险防范技术集成平台研究

　　课题四、综合风险防范救助保障与保险体系示范

　　课题五、综合全球环境变化与全球化风险防范技术示范

　　课题六、综合能源与水资源保障风险防范关键技术示范

　　课题七、综合生态与食物安全风险防范关键技术示范

　　课题八、中国综合风险防范政策与制度保障体系研究

　　项目经费总预算8000万，其中拟安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经费4000万，其余经

费由承担部门和单位配套解决。

　　但是，投标的时候，其中的5个课题居然只有一家投标，可见背后究竟是怎

么的黑暗和肮脏，也不符合大经费课题必须有2-3家以上投标单位的基本认知�